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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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荣久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在冷战后亚洲经济日益崛起的背景下，地区贸易制度框架的构建，成为演进中的亚洲地区秩序和地缘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内容与显著特征。亚太经合组织与“APEC方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与“东盟方式”，双边自贸协定与自贸区建设，制度竞争与制度制衡，是地区范围内国家间互动关系日益“制度化”的集中体现。对于中国而言，积极适应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制度框架下合作的发展趋势，统筹兼顾“双边和多边机制”两条路径，主动参与构建地区性组织和机制,是提升自身在地区贸易领域制度性权力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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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元芬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泰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面对中国国家治理现状和呈现出的治理困境，特别针对当前中国民众低政治参与度，政治参与制度不够完善等国内现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既定目标，需要从国家治理理论资源中汲取智慧，吸收借鉴国家主义、多元主义，尤其是法团主义治理理论的优势，提出“中国式国家法团主义”的国家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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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乐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杨守涛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讲师
周文通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英国水务监管领域绩效评估指标设计中坚持公民为本,不仅能够提高政府有效性,更能提高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进而增强政府合法性。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论,对于仍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的而且绩效管理实践仍待深化的中国而言,就有充分的理由思考和学习发达国家在绩效管理运动中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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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纪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我国的合宪性审查机制的建立在法理上和实践中经历了“机构优先”“司法审查”“违宪审查”和“合宪性审查”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在学理和实践中都形成了主流性的观点和做法。只有依据宪法规定享有监督宪法实施职责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监督宪法实施方面的重要实践才真正具有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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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远
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问题的关键不是机构推高了房租，而是我们的机构太少，机构之间的竞争不充分，从而导致市场的混乱。去年以来，一些机构开始介入租房市场，这是一个好事，不是坏事！如果把机构干掉了，房租只会更高。在租房市场上，政府不需要管价格，政府需要做的是对租房市场的秩序进行管理，必须对信息、对机构的行为进行管理，政府需要提供良好的制度体系，需要在金融、税收、财政等政策层面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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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
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实践之所以总体上是成功的，从根本上说，是我们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深刻认知并严格遵从了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谋划并推进改革。这些客观规律可以概括为：经济市场化必然带来财政公共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和决定着财政现代化；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搞公共财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作为基础和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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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赛兰
纽约州立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尽管中国服务业在中美贸易战中还没有成为直接的征税目标，但由于与美国的跨境业务放缓、经济减速加剧以及信贷紧缩，金融科技服务也会受到不利影响。与通过传统方式买卖的商品一样，中国电商最终也可能离开美国的产品和消费者，转向欧洲或亚洲市场。这个转换过程将有助于中国的电子商务体系渡过难关，减轻与在线活动密切相关的金融科技行业受到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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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文娟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李杨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张舰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侯彦全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各自的集群战略和计划，试图将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主要手段，通过政府引导和支持来促进本国优势产业集群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认真分析发达国家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做法与经验，对我国加快产业集聚向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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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杰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
半岛棋局到了一个瓶颈期。中美朝三角关系除了地缘政治层面的含义之外，未来会被赋予更多地缘经济的内容。多重三角关系的互动，需要以系统的观点去观察朝鲜半岛的新棋局。三角关系需要对各方的利益诉求以及彼此的互动保持高度的敏感，同时以灵活的外交手段去应对，避免敌对性的对抗，也避免刚性的同盟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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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全面发展，经贸合作快速推进，已经形成了优势互补、利益交融、互利互惠的贸易格局。中美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与否，不仅事关中美双方利益，也事关世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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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从未来趋势看，人类的城市化进程还将继续推进。根据有关估算，全球城镇化进程将一直持续到21世纪末左右，届时，全球人口将稳定在90亿-110亿，其中大约75%-80%的人口会居住在城市当中。而随着城市人口总规模的增长，必然还会出现更多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以它们为核心的大都市圈。未来推进新的大都市圈发展，主要有四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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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帆
外交学院副院长,法学博士,教授,著有《美国对华中长期战略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范式与命题》等
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美开放，通过学习美国的先进管理和吸引美国的资金，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未来，美国仍然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而中国在创新驱动、新型交通手段、新媒体融合、互联网+、社会动员以及制造业发展中取得的经验也可以与美国交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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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付东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当前的关键问题是，不仅朝鲜要有弃核的勇气和决心，美国也必须拿出大交易的魄力和决断，在朝鲜弃核后的制裁解除、安全保障、经济补偿和体制存续等问题上提出切实、具体、明确的机制性方案，而不是给朝鲜画饼充饥。如果没有这样的大手笔，那么特朗普的强制外交恐怕也难以避免虎头蛇尾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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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
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中国经济的讨论中，有关消费升级还是降级的辩论十分激烈。支持消费升级的提出，中国消费对GDP贡献持续加大，上半年接近八成；教育、医疗、旅游等服务类消费持续提升；高端消费品、海外购物十分旺盛等证据支持消费升级。持有消费降级的则表示，年初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大幅回落；互联网二手转让平台，低价消费品销售平台火爆；大量P2P爆雷的同时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等现象均说明消费行为出现明显的降级趋势。究竟是消费升级还是降级？这个问题对经济决策者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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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俏彬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要努力发挥其促投资、稳增长的正面效应，但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和克服此前的一些缺陷和问题，特别要注意将“高质量发展”“趋势”“制度安排”等关系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因素结合到现时的政策考虑之中，努力把政策用好，让积极财政政策真正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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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世南
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在全国上下积极决战深度贫困的关键时刻，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却屡见不鲜，严重损害了贫困群众的切身利益，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为此，必须认真正视当前扶贫领域的腐败现象以及其主要表现形式，充分认识在体制机制上滋生扶贫腐败的主要漏洞，采取切实举措彻底根除扶贫领域的腐败。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