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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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湘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导师
辛田
上海外国语大学
面对“印太”地区的失衡态势，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均势制衡战略来遏制中国。基于“印太”战略的基本目标，特朗普政府试图借助各领域的优先战略行动，对“印太”地区的力量结构、安全结构和体系结构进行调节，使美国摆脱当前在“印太”地区的失衡困境。但其优先战略行动很有可能使美国错失霸权机制自我革新的机遇，美国有可能失去作为“印太”地区的力量平衡者、安全调节者和体系塑造者角色，最终彻底丧失其世界霸权和“仲裁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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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国有企业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但目的究竟是要把民营资本引进来，加强国有企业的实力、扩大其资金来源，还是为了提高效率？如果是企业兼并，应该是高效率企业兼并低效率企业，还是相反，低效企业兼并高效企业？我想国有企业改革或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不应该有先入为主的条件，以谁为主，把谁做大，而是为了提高效率，怎么样有利于提高效率，就应该怎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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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钱智俊
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居民收入引致的“财富效应”，和科技发展引致的“进步效应”，是消费升级的根本机制。两者共同构建了消费升级的“蛇形路径”，并衍生出复杂的价格现象和市场行为，是当前种种迷思的成因。因此，为了破解迷思，有必要将研究方式从“由表及里”转变为“由里及外”，通过分析“财富效应”和“进步效应”的强弱趋势，洞悉中国消费格局的长期演变，进而为扩大消费内需提供切实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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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特邀教授
近20多年中国经济的强劲走势，为中国对外战略转型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然而，20多年里一系列外部重大事件引起的世界格局调整及治理更趋复杂和艰难，不断影响和推动着中国对外战略的探索过程。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和其后持续经济衰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为内向，对外政策的进攻性相对减弱，中国则更加关注周边安全，采取相对主动的大力进取重塑地区经济和安全秩序，中美在东亚、东南亚的影响力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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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联涛
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UNEP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成员
肖耿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面对当前的压力测试，中国可能需要加快改革以减少内部失衡、增加消费及国际购买力，为稳定全球需求和增长做贡献。这意味着果断去除过剩产能、关闭污染行业、清理巨量不良贷款等，——与此同时，也不能放松反腐。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爱储蓄的中产阶级，中国可以进一步发掘国内市场巨大的消费潜力及在国际市场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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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
延边大学俄罗斯远东问题研究所、朝鲜半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
大国博弈是俄罗斯朝鲜半岛政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2000年以来，俄罗斯始终坚持与美国在全球战略层面保持平衡，坚决抵制美国部署全球反导系统,为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争取国际空间。俄罗斯的朝鲜半岛政策、立场是一贯的,即始终坚持无核化，坚持“六方会谈”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最佳途径。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俄罗斯大国博弈的战略思路为其发展与朝鲜、韩国的双边关系预留了必要的合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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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我国高考改革不突破总分录取模式，落实学校自主招生，并按自主招生改革要求，推进学校办学改革，将无法走出改革困境。部分高校在自主招生中提出论文要求，出现中学学校、学生、家长功利对待论文，以及论文造假问题，根源出在目前的自主招生并没有触及打破总分录取模式、建立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机制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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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秀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日本公共养老金“100年安心”的关键并非人们耳熟能详的提高缴费率、延长退休年龄、抑制待遇水平等等，虽然这些常规政策措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些手段的运用要有明确的量化目标和目的，即要建立在精算平衡基础之上。另外，日本引入的“宏观经济指数调整率”是一大亮点，某种程度上使公共养老基金实现了“自动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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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建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
近期因为猪肉、菜价及房租价格接连上涨，更叠加猪肉疫情、寿光洪灾、汇率贬值等事件驱动，使得有关下半年通胀上行的预期持续升温，新一轮通货膨胀似乎又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市场更是有了“滞胀”的担忧。但中国经济最近几年不但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滞胀”，连市场担心的高通胀也屡屡被证伪。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一些结构性变化，使得“高通胀”并不具备形成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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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元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是全球转型最快的国家，但在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过度借贷，企业的杠杆率太高。杠杆率过高是让人费解的，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储蓄国家，贸易是顺差，净外汇资产占中国GDP的17%。因此金融业真正的问题在于股权和债权的失衡，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规模失衡，股权少，股市发展不充分，是个股权赤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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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
CF40成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经济面临着其独特的“不可能三角”，在稳定经济增长，改善实体经济和压降金融杠杆这三个目标中，有可能难以完全兼顾，而只能三选其二。这局限了可行的政策搭配，大约有三种搭配。中国经济的“不可能三角”尽管意味着宏观调控可能会选择中间解，以时间换取空间，而不走激烈的市场出清之路。但如果遇到外部危机冲击时，中间解也会被角端解迅速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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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目前中国的数字金融在国际上暂居领先地位，但能否持续领先，如何保持现在的领先地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或许一部分数字金融从业者想到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活过明天”，这是当前更紧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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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与现代金融体系发展趋势不适应性日益凸显。一方面，监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但监管政策没有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落实。监管者监管与发展目标冲突、监管分工“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职责边界不清且权责不对等、监管者薪酬较低、问责机制缺失是重要原因。另一方面，部分监管政策违背了市场规律，导致市场主体激励混乱，服务实体经济与守住风险底线难以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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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忠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不动产研究中心主任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业发展成就巨大，这与我国农村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经营制度关系密切，农村的这一基本经营制度的优势在于保持了成员权逻辑和财产权逻辑的平衡；土地“三权分置”制度的创新之处在于所有者权利的细分与分享；放活土地经营权不等于把经营权物权化；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应更多地回应农民的诉求和农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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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郭万达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副院长
房产税的作用就在于提高房屋的持有成本，抑制对房产的投资性需求，是平抑房价的“内在稳定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房产税制度，也是因为可以使城市政府，特别是那些无地可卖了的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政府，有稳定的税收来源，保证公共服务的供给。在实行房产税的问题上，可以实行“新房新办法，老房老办法"，20年过渡，先保持既得利益不变，通过在增量上实施新体制，逐步实现向新体制并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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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社会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很大，不同地区的情况差异极大。国家没有能力为每一个村庄的每一个农户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公共品供给问题，只有真正让村庄具有主体性与主动性，他们有能力进行自我建设，国家资源的投入才是有效的。建设一个主动的、积极的基层组织是当前三农工作的当务之急，且这个建设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要让村庄有10%的机动地，且要让村社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有所落实。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