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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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
减税降费如何落到实处？从政策层面呼吁到真正付诸实践，其间必须经过的一个环节，就是拿出既切实可行，又管用见效的行动方案。这样一个行动方案，当然要建立在精准而专业的分析基础上。为此，如下五个方面的拷问是绕不开、躲不过的：第一，为什么减税降费？第二，给谁减税降费？第三，减降什么样的税费？第四，拿什么支撑减税降费？第五，以什么途径减税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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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效仪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
2017年中国提供共享经济服务的服务者人数约为7000万人，比2016年增加1000万人，比2015年增加2000万人。短短两年期间吸引2000万人就业于共享经济，让很多人对共享经济“高看一眼”的同时，也对其高速发展带来的风险失去应有的谨慎态度。我们要对共享经济平台上7000万灵活就业人群与日俱增的社会风险进行关注，这不仅包括他们在劳动过程中遇到的工伤、患病、养老的风险，也包括他们在收入降低、缺乏保障，失业演变成为社会弱势人群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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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民良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工业革命是由技术变革引起的新产品新模式出现，而工业化是工业产出上升和工业就业提升的结果，把工业革命成果产业化实现和更好地推进工业化，世界各国还进行了大量制度变革，以提升工业发展效率。这些重大制度变革有些发生在政府层面，有些发生在行业层面，有些则发生在企业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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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健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环境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我国的环境治理在曲折中不断前行。从治污减排的进程来看，我国总体上重复了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并且在40年的末期跨越了“环境拐点”。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组织体系、政策体系、监管方式、责任体系和问责机制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元参与的治理体系格局基本形成，环境治理体系正处在不断完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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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2005年的宏观税负水平26.43%，其后每年负担平均增加1个百分点，2010年达到了36.22%。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的平衡宏观税负率降低到了33.4%，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税负率只有17.0%，体制转型国家的税负率为29.1%，所有国家平均税率为21.8%。中国2017年宏观税负水平，分别比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和平均水平高出19.2和7.1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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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代表著作有《新经济与企业裂变》《资本经营论纲》《中国企业的二次创业》《现代产权制度辨析》等
汪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从资产泡沫、外汇市场、债务问题、金融乱象和宏观政策波动五个方面剖析了中国金融风险的内涵与来源，并提出抑制资产泡沫、稳住外汇、稳住债务、治理金融乱象以及控制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建议和具体措施。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要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并根据现实经济波动，适时调整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从而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促进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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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超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张金城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当前，形式主义的突出表现是：会议多、文件多、检查评比多；在工作中喜欢做表面文章，把加强工作变成打电话、填表格、报数据、搞评比等。形式主义产生并具有顽固性反复性，除了工作作风方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职能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难题还没有解决所致。其中，各层级政府的职责同构就是一个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和予以调整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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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厚安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顾问、政治学教授
五十年代改土地私有为公有, 只花了几年的时间。而在实行土地承包四十年后的今天, 在土地问题上我们仍处于亟待深化改革和创新的关键时期。建国后国家经济有三次大的改革、发展, 三次都是从农村出发、又都是从土地问题着手的。今天, 土地仍是农村改革的核心问题, 农村改革仍将担任国家深化改革的“排头兵”角色。土地问题仍然是我们面临的、尚未解决好的课题,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仍然任重道远、事关全局。总之, 深化改革将再从农村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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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合作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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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熊一舟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还可以支持亚太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利益相关者可以合作探索对社会有利的应用场景。例如，无人机和卫星正在帮助亚洲农村地区运送医疗用品和人道主义物品，数据分析为救灾工作提供了指导，精细化农业提高了农业产量，减少了有害物质的使用，而人工智能正在帮助科学家跟踪和预测气候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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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景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从根本上说，过去几个月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是美国国内政治气候剧烈变化所带来的结果。目前中美关系正进入一段极度危机时期，原有的一些规则被改变，原有的基础在崩塌。美国统治精英倾向于永久性地斩断两国经济关系，寻求与中国全面对抗。最新的诸多迹象表明，这种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具有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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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莫道明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理事长、教授
中美元首达成的共识基本都是一些即时型方案（即尚未上升到基本规则协调的高度），这些方案的促成，一方面，体现出特朗普政府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避免了中美关系跌入全面冷战的危险。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国在坚持逐步开放的基本原则下有弹性、有策略务实地应对问题的态度。由此可见，双方都在不忽视大国之间竞争格局的同时也都充分地意识到竞争不必然导向对抗，反而可以成为合作的基础。未来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于协调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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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
博士,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
博士,为东方证券高级研究员
美国正在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国利益优先的贸易新格局，我们将其概括为“三条腿走路”：第一，修改多边贸易规则，以WTO为代表，谈不拢，就“退群”；第二，重建双边（或区域）贸易体系，以美-加-墨协议（USMCA）、美韩协议，和正在谈判的美日协议为代表；第三，重新定义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有两个选择：要么谈判，达成某种共识，而这种共识很可能是美国占优的；要么被孤立，USMCA中的排他性条款就是证明。极端情形是，G2脱钩，各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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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政委
兴业银行、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李苗献
郭于玮
蒋冬英
何帆
陈昊
展望2019年，外需将继续放缓，国际经济协调预计仍需在未知水域继续摸索。面对这种态势，“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进一步扩大内需将是整个宏观政策的轴心，但稳杠杆是在稳增长时必须要做好的平衡。总的来看，2019年经济预计继续温和放缓，经过政策的持续调适，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预计将逐步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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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财富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改革开放过往四十年给中国带来的以技术模仿、技术转移的路径不可能长期有效，对于中国而言，必须加强自主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永葆发展源动力。而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则表明，要转向自主创新的道路，必须用新一轮改革开放引领的制度创新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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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副司长、司长
对于中美经贸摩擦的长期性、复杂性和严峻性，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和措施准备。中方应尽最大的努力管控分歧，争取两国经贸关系相向而行。与此同时，大国经济必须有大国心态，这是中国必须经受的“成人礼”。相信，经历了2018年两国经贸关系的跌宕起伏，国内各界都大大增强了适应性和承受力。无论经贸纷争来自哪个方向，应对这种外部冲击，作为大型开放经济体，中国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