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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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2019年，中国经济仍然需要应对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一是外部环境仍然错综复杂，二是国内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三是中国高杠杆现状所可能引发的潜在风险。这在短期需要宏观调控政策进行调整对冲，尤其是中央财政的积极发力；而在中长期，面对仍然低迷的资本市场，要彻底扭转中国经济的趋势性下行，完成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的历史使命，带领中国人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政府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以提振市场情绪，增强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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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梳理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有五个方面的转变引导着整个潮流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指导思想的转变：改革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的是原有体制的弊端，而不是把原来的体制推翻；政治环境的转变：国家的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发展；经济体制的转变：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思路；对外政策的转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城市居民不再附属于单位，思想不再简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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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民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政策目标，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根本途径就是要靠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需求的政策不一样，扩大需求主要是货币、政策，政府投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改革，包括市场退出，企业制度，鼓励竞争，打破垄断，现在大家开始讲了竞争中性，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应该是一视同仁，保护知识产权，减少不正当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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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明高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在新的增长动能形成之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展望2019，中国传统增长引擎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房地产投资遭遇价格泡沫风险，制造业产能投资面临低端制造业转移和产能过剩等压力，基建投资受限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出口增长又面临中美贸易战的逆风。单纯地维稳增长有明显的后遗症，更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不利。在长期不确定性犹存的大背景下，2019年中国经济也存在一些短期的确定性和交易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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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红
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财政和地产相关政策亟需调整，以促进广义信贷扩张、进而提振总需求。11月货币信贷数据凸显政策协调有待进一步改善，以有效地提振信贷周期。考虑到企业盈利增速下降会继续抑制贷款需求，当前时点亟需加快政府债券的发行，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亟需尽快调整过紧的地产需求及开发商融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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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杠杆率过高往往会导致金融危机，危机是通过资产、负债和资本金之间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造成的，主动去杠杆可以防止悲剧的发生，被动去杠杆往往就是危机发生的过程了。但去杠杆往往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去杠杆如果掌握不好适当的“度”，去杠杆过急过快也可能导致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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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平
深圳市委原常委、深圳市政府原副市长
在未来中国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我国真正建立起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意味着现有的国有企业将失去独特的垄断地位，失去政府的特别支持，失去银行的特殊支撑。在未来的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和民营、外资企业一样，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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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华胜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和上海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
在当今国际政治中，中俄美仍是最具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三个大国，中俄美关系也是最引人瞩目的大国关系，它的变化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格局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发展。那么，中美俄关系如何构建？中美苏历史上曾有过著名的“大三角”，现在的中俄美关系会是“大三角”的重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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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过去几十年间，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取代了冷战时期体制与阵营的对抗这个主要矛盾。各个国家、民族、国家集团都以自身的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发展利益作为主要任务，求富、求强，政治矛盾相对淡化。然而，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由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强大冲击，国际经济体系和格局正发生“深刻、复杂、前所未有的变化”。“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这种定性也可能会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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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勋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把定点扶贫黑龙江省桦川县、陕西省留坝县和江西省吉安县、乐安县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贫困人口为精准扶贫对象，加大政企合作力度，发挥保险专业优势，创新保险功能作用，探索“保险+健康”“保险+产业”“保险+融资”“保险+民生”等扶贫模式。人保在扶贫领域的积极探索与实践，为我国企业更好地参与精准扶贫提供了有效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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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敏欣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
鉴于存在重重困难，12月1日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阿根廷工作晚宴上取得的成果也许是最好的了。从积极方面看，两位元首达成的协议为中美贸易战提供了短暂的（准确说是90天）休战期。但短暂的拖延仍然意味着北京和华盛顿将在2019年3月1日面临关键的时刻。问题就在于，能否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达成一项全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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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
全面对接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促进城市和乡村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初步形成农村电商新型业态，将农村电商渗透到乡村的全面振兴中。尽管近年来农村电商发展迅速，取得较好成效，但由于我国农村地域之广，农村居民生活与农业生产的高度分散及规模小等多方面因素，农村电商发展仍然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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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向东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副处长
清单式管理思想，近年来广受重视。从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说，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如果说清单式管理思想体现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那么，对清单制度的设计和运用本身，更要讲求实事求是。要深入研究各类清单的内在规律，严格按规律办事。对于政务公开中的两个清单，要力戒形式主义、防止做表面文章，深刻认识和把握其内在规律，准确理解其实质要求，更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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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人们所做的、所主张的一切，都是工具，只有人民美好生活诉求、公众利益可持续的实现，才是目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工具意义，绝对不否定它是中国实现现代化造福全中国人民和为全人类做贡献的“关键一招”，是可以解放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最大红利”，是我们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的旗帜，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化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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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金成
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
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且影响极其深远的当属城镇化。我国的城镇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到2017年的58%，提高了4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高于全世界平均城镇化速度一倍左右，由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多个百分点，不能不说创造了奇迹。但40年来，我国的城镇化也存在比较大的问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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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现在的情况很像当年的日本，都是迅速崛起中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都面临美国的遏制。中国经济会不会重蹈日本覆辙，绝不是一个遥远的宏观问题，而是一个影响每个人的投资问题。我们的答案是不会，因为当下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只是看上去像，但本质上的基因还是有巨大差异的。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