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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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小微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是具有鲜明政策色彩的金融形态和金融活动，大多可以归入政策性金融的概念中。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我们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应该和商业性金融体系一起，放在现代化的战略层面上，纳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系统工程。金融领域的双轨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无法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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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中国社会道德处于解体之中。道德必须重建。要重建道德，首先必须理解导致道德解体的根源。当社会处于愤怒氛围的时候，人们就很难理性地看待问题，也很难理性地选择道德重建的途径。对道德的衰落不能冷漠，道德的重建也需要激情。不过，激情很容易导致人们对道德衰落或者重建的意识形态化的诊断。要找到有效的重建方式，就必须对道德衰落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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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德林
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日本早于中国3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然而中国老龄化的进程有快于日本的态势。日本在养老社保体系和服务体系构筑上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来讲是宝贵的和可以借鉴的。因此日本应对老龄化的顶层制度设计和政策取向、具体措施和经验教训，对中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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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斯坦伯克
Difference Group创始人
特朗普政府整体上的做法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美国领导力和参与WTO事务，以及国会在美国贸易政策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在民主党的有效反对缺位的情况下，特朗普总统持续不断为单方面退出WTO所做的努力——即使符合美国的法律——将摧毁美国的对外贸易，削弱WTO，为导致二战后WTO创建的可怕乱局打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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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哲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方向包括网络社会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国家发展战略;经济与制造业服务化等
人工智能将有可能形成三种专制形态，人工智能辅助下的人类专制，人工智能依赖下的人类蜕化和人工智能自身对人类的专制。对于前两者，依然是人类内部和自身的问题。而对于第三种形态，人类需要从现在构建基本的人工智能安全体系并制约人工智能向不受控制的方向演化，这需要从不愿、不想、不必、不能四个层面努力，在人工智能的动机、规则、权利和安全体系上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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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生
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需要反思宏观政策思维与框架，尤其是财政、货币、与金融的关系。中国金融周期下半场调整已经开始，去年以来影子银行业务逐渐规范，M2和社融增速显著放缓，债务违约增加，去杠杆取得明显成效。在这个过程中，金融风险有所释放，同时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不同部门和经济活动主体所受到的影响也有差异，包括民企受挤压的问题。要平衡好去杠杆、稳增长、调结构的关系，理想的宏观金融环境应该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财政政策服务宏观经济总体平衡的功能是关键，松货币主要是支持宽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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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清泰
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
当前在转向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时候，在竞争领域国有资本，要转向聚焦投资收益，不再因非经济因素谋求对产业企业的控制。要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摘掉企业头上的所有制标签，改变对企业按所有制成分进行分类、统计和区别对待的做法。转向按法定企业制度将企业分为公司企业、合伙企业、独资企业和按企业法注册的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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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
近期“消费降级”的说法颇为流行。如果说整个经济在逐渐走缓，未来几年消费走缓并不奇怪。但是只要坚持改革和结构调整，未来经济发展仍然有前途，还会恢复。所以，消费走缓也不必过于惊慌。他表示，我们过去已经造成了一个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状况，现在要恢复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经济增长反而可以更快。让老百姓敢花钱，经济才能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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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主要研究和教学方向为: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亚洲和非洲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政策分析
现有的全球制度或者全球组织是全球治理的化身，但问题是，这些制度或者组织本身却缺少改革或者现代化。WTO的改革或者WTO现代化是明显的必要的。这些机构的存续无疑要通过改革或者现代化。几乎没有成员说WTO不要改革。但是，实际上，对待WTO改革的真实态度则是千差万别的。有的抵制改革，有的不想改革，有的想着排除异己，有的事不关己，有的在另起炉灶。WTO的困境反映了深刻的全球治理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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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雪冬
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主任,“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治理评论》杂志副主编
纵观40年来中国国家治理的变革过程，可以说是以重建对制度的信任开启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相应的主题。概括而言，激活主体活力，打造社会和谐，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三个阶段性的突出主题。在制度化过程中，也形成了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个人的主体互动格局，执政党作为组织化的行为者努力嵌入到各主体之中，以掌控制度化的重点和节奏，而决策者又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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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近年来，基层治理效果不佳的问题日益凸显，具体表现为：基层社会情绪日益政治化；网络批评倾向于归因政治；个体事件容易发展为群体事件；法律事件容易发展为针对公共组织的事件。比如我在浙江丽水地区的调研中，听到不少基层干部抱怨，工作压力“正在加大”，群众越来越“难以管理”，干部说话“没有威信”。为什么曾经坚固而深入的社会治理体系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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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闹缠”现象之所以产生，确实是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还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措施来回应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处理方法不少仍停留在旧有思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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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波
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近期，伴随整体关系的下行，中美两军关系也出现剧烈震荡。美军大幅加强在南海和台海周边的军事部署和行动，并拟于11月在南海及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武力展示。此前的5月23日，美国国防部以中国南海岛礁建设为由取消了对中方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的邀请。9月20日，美国借口中方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负责人实施制裁。中美是否已经陷入一种愈演愈烈的军事竞争？两军关系将会走向什么样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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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
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
只有理解金融去杠杆的演进阶段，以及监管层的心路历程，才能更好的看透未来的政策走向。当前已经由被动型稳杠杆，转为结构性加杠杆。目的是修复加速衰退的金融周期，手段是在资产收益率相对较高的民企经济加杠杆。但让民企加杠杆，不如重构银行生产函数和国家资产有效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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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涛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挥
2018年去杠杆等国内偏紧政策是拖累经济增长放缓主因，而2019年最大的下行压力可能来自于美国加征关税和贸易战相关的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加征关税最严重的负面影响可能是通过不确定性和全球供应链的逐步转变影响企业投资和就业。全球供应链上对美国出口相关的部分生产活动可能离开中国、而部分针对中国市场的新产能可能转移至中国。这些长期影响很难准确量化，但是我们预计未来几年的GDP潜在增速将面临下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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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信息分析权威专家。“新丝绸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国陆权理论的最早研究者。
近两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反映在几个方面比较突出，一是民营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二是制造业的日子不好过；三是融资环境日益艰难；四是债务风险趋于爆发。当前经济形势之下，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已有很大变化。在“过冬”时，企业策略上应该注重防守，方式上转向多进行合作，伙伴多选择国企，政治上与党和国家保持一致。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