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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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佳
任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
中国金融发展的主要矛盾就是金融的全局性本质和中国渐进性改革发展模式的局部性本质的矛盾；中国金融的主要特征就是定价体系的紊乱和渐进性改革结构性套利并存。只有充分理解中国的金融规律，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推动科创板的建设，并且使之带来的风险可控。在实施注册制和市场化发行时，要非常谨慎，要有基于可行性分析基础上的各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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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019年4月政治局会议删除了“六个稳”的提法，重提“结构性去杠杆”和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其精神与2018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和中财委会议相似，反映出外部环境改善后，宏观政策正在从因外部风险而进行的暂时性调整中回归。这说明政策当局解决经济结构深层次问题、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决心从未动摇。这意味着当前政策难以进一步宽松。不过，此次会议仍然认为国内经济有下行压力，这意味着宏观政策还未到转向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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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高标准与严要求的刚性“挤压”、物质利益上的“失落”、“天花板”阻隔与“旋转门”缺失，都是干部“职业倦怠症”的诱因。要客观认识干部的“职业倦怠症”，不要视其为“洪水猛兽”。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治疗干部“职业倦怠症”的灵丹妙药，要关心干部、爱护干部，从根本上消除干部“职业倦怠症”产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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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生
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著有《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
逆周期调节并不必然意味着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之间存在很大的冲突，关键是政策路径和工具的选择，在结构转型期的总需求管理中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逆周期调节中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稳增长应该主要靠财政扩张尤其是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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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天伟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江西师范大学管理决策评价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刘文宇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
周峰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
我国不同地区贫困县政府扶贫效率及测度因素存在不充分性，并且同一地区内部的不同省域贫困县政府扶贫效率及测度因素不充分性问题更为凸显。解决这种不充分性的对策主要有两个：一是以西南、华北、中南地区为重点，扭转精准扶贫政策资源瞄准偏移、力度不够问题，优化当地扶贫服务投入结构及质量；二是创新精准扶贫机制，充分发挥相邻城镇对贫困县农村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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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教授
在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的工作中，社会领域的风险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领域。这一领域涉及面广，关系到各级党委政府及各党政工作部门，值得认真研究其重大风险的化解防范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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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啸
南京农业大学
张新文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戴芬园
南京农业大学
对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政学两界的主流观点是通过土地大规模流转来培育多元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以联耕联种和按户连片为代表的规模化家庭经营模式创新证明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研究发现, 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村级组织的统筹领导、社会化服务的统一供给是弥补小农家庭经营模式不足的关键。在此过程中, 应明确村级组织的权责边界、协调分化农民的利益需求、实现系统化的政策支持。如此才能使两种农地制度创新具有可推广性, 最终服务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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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波
政治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张小劲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户籍改革并非完全是政府的任性干预，其决策还要受到外部社会认可的约束。在城市政府所辖区域小范围内，政府干预的“有形之手”主导着户籍制度改革；但在人口由“负担”转变成“资源”以及人口自主选择权得以强化的当下，城市政府还要面临更广范围内的资源竞争压力，社会认可的“无形之手”对政府干预的“有形之手”划定了边界，约束着其干预的方向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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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曙申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台美关系室主任
美国历来“关切”台湾选举，并从各方面施加影响以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台湾2020选举，是在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战略博弈升级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美国因素必然会投射到台湾2020选举上，对岛内政局演变及两岸关系走向产生复杂的影响。分析美国在台湾“大选”年的角色，需要对美国在台海的战略利益、意图与政策手段有一定了解，也需要仔细鉴别美国与岛内政党和重要政治人物的微妙关系，同时对民进党、国民党或柯文哲如何打“美国牌”也须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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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登新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
我国资本市场最大的制度缺陷就是A股缺乏包容性和开放性；资本市场最大短板及弱项有两个：一是机构投资者规模弱小；二是长期资金严重匮乏。这两个短板和弱项正是A股市场缺乏包容性与开放性的最根本原因所在。因此，解决A股市场上述制度缺陷，就是要对关键制度进行创新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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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罗志桓
恒大研究院
政治局会议认为一季度经济“总体平稳、好于预期，开局良好”，不再提“六稳”，重提“结构性去杠杆”，表明短期稳增长政策将逐步让位于长期的改革开放，货币政策从宽松期步入观察期。未来宏观政策既要防止对冲不及时、力度不够，也要防止力度过大、重走老路。应继续适度降准，置换MLF，稳定银行负债、降低成本。货币政策重心应是从宽货币到宽信用，采取结构性货币政策，定向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支持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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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2015年至今，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占比均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并可能在2019年转为全年逆差。未来我们可以加快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但不要轻易开放资本账户。适度的资本账户管制将是稳定中国国际收支状况、捍卫国内金融市场开放成果、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最后防火墙，中国政府应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这一重要的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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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影
上财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代表作品有《中国经济下一步:繁荣还是陷阱》《中国巨债》
3月经济数据出台之后，中国经济拐点论迅速蔓延，不过周末的政治局以更快的速度宣告了它的破产。按照会后的公告，中国再次肯定“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并且把下行压力更多地归因于结构性、体制性因素。这一诊断，大致决定了之前脉冲式的刺激政策将会终结。无论如何，这可以称为戏剧性的转折，问题在于，这一戏剧性转折背后的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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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研究领域为制度变迁、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2018年12月获得第七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
迄今有效的国家乡村治理结构与秩序并未形成。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带来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城乡中国下的国家乡村治理出现大变局，非正式制度规则与秩序进一步演化与变迁，国家正式治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发生变化。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形成与乡村转型相适应的乡村治理制度安排，提高国家直接治理的绩效、完善与乡村治理半径相适应的委托代理制度安排，进行村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力量平衡，形成更有效的乡村治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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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莎
国际政治专业博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随着滥用阿片类药物致死的案例激增，美国当前陷入一场“阿片类药物危机”。此危机是由美国国内需求驱动所致，但美国却指责中国是输出芬太尼等合成阿片类药物的祸首。虽然中国已在打击非法芬太尼制贩方面做出积极努力，但是鉴于此危机成因复杂，波及面广，且不断发酵，美国可能会继续就该问题向中国施压。与此同时，禁毒合作也是当前中美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两国可继续推进在此问题上的合作，为打开中美外交新局面寻找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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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国际主要力量在经过百年发展后，将真正结束500多年来西方的垄断和主导，美国、中国、欧洲、发展中大国和一些地区大国将共同成为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主要贡献者、决策者和推动者。而且，在中国倡导的“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和“APEC+”等已有实践和理念中，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实力和话语权的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大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将进一步提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