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当前，全球科技发展进入活跃期，呈现多点突破、群体迸发的新特征，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产业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形成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中国科技创新从以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对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对提升产业链水平、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周浩
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
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正当市场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时，4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犹如一盆冷水，一下子浇灭了本已在降温的降准预期。尽管很多人嘴上不愿承认，但货币政策边际收紧的可能性已经明显上升。从去年下半年中国不断加紧“逆周期”调节以来，市场其实对中国经济政策出现了几个误判，而这样的误判也导致了目前的政策预期出现混乱。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著有《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扩张》《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等
张玉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对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形成重大冲击，中国经济外交相应也面临较大挑战，既需要应对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所带来的经济和外交压力，还需要解决“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所遭遇的诸多风险。展望2019年，全球经济体系仍然充满诸多不确定性，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风险不容忽视。中国经济外交需要保持充分的战略定力、战略耐心和战略远见，稳妥应对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
李玉恒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阎佳玉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宋传垚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三个实现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的路径具有相互关联与支撑性。通过土地综合整治, 实现了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优化, 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与培育提供了平台。乡村经济发展也将带动社会进步, 有利于提高民众的责任感与主观能动性, 提升乡村主体活力与动能, 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乡村发展质量, 构建协调、可持续的乡村人地关系。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目前，已有124个国家（以及29个国际组织）与中国政府签署了172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算上近20个签署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的国家，以及签署领域合作协议的国家，“一带一路”几乎覆盖所有176个与中国建交国家。美国人秉承“如果不能打败对方就加入之”理念，完全可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这样看来，“一带一路”进入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地区，进入美国的中西部地区，都是值得期待的。
马晓野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理事会成员及创始理事
中美两国间各种交往的基础是经济贸易，而经济贸易安排与其他领域问题本质性的不同的是，经济矛盾是可以通过国家间进行利益交换得到解决的。在经贸关系这块“压舱石”已经成为“有动力的转向舵”的此时此刻，防止这一本质上最容易相互包容领域的矛盾将双边关系整体拖入螺旋式下降实为明智之选。这次两国关系的全面调整始于经贸领域，说明当事者还是有智慧的。
李奇霖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张德礼
联讯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钟林楠联讯证券宏观研究助理
4月1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重提结构性去杠杆，强调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结合近期央行就降准两次辟谣，我们认为货币政策最为宽松的时候已经过去，政策目标从短期稳增长向长期防风险切换。下一阶段，政策和市场对去杠杆的关注度将越来越高。而了解中国非金融部门整体杠杆率以及分部门杠杆率，有助于更好把握去杠杆政策。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中国经济早就引人瞩目。不过，人们对中国经济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解释和判断。而体制成本，是指经济运行所必须支付的一种成本。体制由一系列制度构成，运行于由社会强制执行的产权与合约的基础之上。举凡体制确立、运行和改变所耗费的资源，就是体制成本。体制成本的性质和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至关紧要。
张莉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9年1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为“三项制度”建设提出明确具体兼有规范性和操作性的要求，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又一重大举措，具有里程碑意义。
高瑞东
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早稻田大学经济学博士
影响房价的最重要因素，无疑是房地产的供给与需求，政府这么多年来的房地产调控，也往往是从这两方面入手。近年各地人才引进政策层出不穷，不仅是考虑通过人才流入提振经济，同时也必然会提振房地产需求。由于2016-2018年棚改货币化效应的拉动下，三四线城市的需求被提前释放，因此目前市场对于三四线城市2019年的销售较悲观；因此，我们分别考虑在悲观、中性及乐观的全国销售增速假设下，新政对销售面积带来的影响。在三种情况下，预计2019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累计增速均将提升1个百分点。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本世纪前十年，我国经济运行环境相对宽松，市场供需两旺，企业对经济运行满意度较高；即便如此，有关企业营商环境的争论和抱怨也没有完全消停。十八大以后，伴随着经济运行步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增速出现阶段性下降，经济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经济金融风险呈现多发高发态势。民营经济普遍反映发展遇到了“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 和“转型的火山”。在此背景下， 企业营商环境的话题再次引发全社会关注。
肖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
“一带一路”建设五年来，针对投融资所面临的各类问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开展协商谈判，在金融监管合作、投融资方案设计、债务违约处置、投资保障机制等方面不断探索，但在实践中由于缺少顶层设计，许多方案在实施中仍然存在种种障碍，问题久拖不决，致使资金运转与一些项目推进并不顺畅。大量事实证明，采用拖延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且有可能错过最佳时点。因此，我们必须加快改革创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课题组
执笔:戴建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熊鸿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
马名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不仅深刻改变全球创新版图，还会引发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大国消长和主导权更迭。面对不断加速的数字化转型，中国若能抓住这一轮数字技术主导的产业变革机遇，并有效应对生产方式转型中的各种挑战，将有望在未来10—20年实现从追赶者到引领者的历史性跨越。
阿里安·塔巴塔拜
兰德公司政治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
摘译:李博冉
不论对朋友还是敌人，特朗普都在施加压力。过去两年中，这一策略看上去给他带来了不少成果。例如，重新谈判北美自贸协议，达成在特朗普看来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新条约；又如，和中国持续地打贸易战。然而，在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这两个问题令核不扩散原则面临巨大挑战）上，“极限施压”策略暗藏风险。“极限施压”要想取得成功，目标必须现实可行，奖惩必须平衡，还不能急于求成。
李晓梅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白浩然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沿用“规划式”治理逻辑，依据“刚性时间约束”分解推进脱贫行动计划，运用“试点—扩散”工具优化政策设计。通过对N省脱贫元规划治理过程的实证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规划式”脱贫遭遇了治理实践的漏评、错退、群众满意度偏低等治理困境，致使其规划内容安排与治理实践发展相背离，带来各级政府治理压力的加剧和治理成本的增加。地方政府应重新审视其“规划式”治理逻辑，探索和创新“精准式”的扶贫治理范式，提升精准扶贫治理绩效。
葛蕾蕾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保津
国际关系学院
有效激发地方干部担当作为，提高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避免干部消极怠工、“为官不为”，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干部的工作潜能，同时也能有效整合资源，提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但是目前“为官不为”现象作为新时代政府机构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在全国各地方仍然存在。对于各地方政府而言，除了紧抓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外，提出有效激励地方干部新担当、新作为的具体措施迫在眉睫。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