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
张效羽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教授
做好个人数据保护是世界共识。德国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个人数据保护体制。我国作为互联网大国，也面临个人数据保护的艰巨任务，德国有关个人数据保护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值得参考。从德国经验看，个人数据保护应当兼顾数据利用，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平衡。
![]()
受访者: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采访者:王心昊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区域大平台，更是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样本。现在大湾区融合面临最主要的阻力，还是行政体制的阻力：在“一国两制”的框架结构下，粤港澳三地都有自己的行政规条，由此产生的行政阻力不少。区域间的行政分割导致市场不能起更好的作用。哪怕是在珠三角这样的经济发达区域中，区域统筹大多还是停留在地市一级，这种行政阻力已经成为区域融合发展的瓶颈。
![]()
余淼杰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下一步中国应对经贸摩擦更重要的方式是通过扩大开放、高水平开放，然后进行高质量的发展。高水平的开放体现在三点。第一点，应该争取WTO中市场经济国的地位。第二点是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的中性竞争原则，尽管不见得一定用中性竞争的原则，但是这三者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是应该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一体化。
![]()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当中国人欣喜地观察到70后一代开始崛起进入省部级领导干部行列时，世界其他国家的选举结果则揭示了全球范围内政治领袖的“代际更替”是多么迅速。从2015年到现在，世界舞台在经历了一波“年轻面孔”的冲击后，又开始迅速进入了“素人政治”时代。这一现象和5G、工业革命4.0一起，正在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生动注脚。
![]()
余永定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由于没人确切地知道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力求实现尽可能高的增长，只要不加剧通胀和阻碍结构调整。而且，鉴于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仍然紧张，在 2019年剩余时间里，中国的出口表现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要弥补房地产投资下降和出口疲软，中国必须保持基础设施投资的合理增长。为此，政府应该寻求加大支出（利用有利的财政状况），同时辅以宽松的货币政策（趁通胀率较低）。
![]()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仅比上年增加184万人，增长0.6%，这应该是创历史新低了；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506万人，比上年减少204万人，下降1.5%，这应该是创流出人数历史新高了。那么，农民工究竟去哪儿了呢？
![]()
张英洪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归结起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立以维护和发展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全国城乡统一、平等、开放、公正的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改变长期以来不统一、不平等、不开放、不公正的城乡关系，彻底打破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壁垒，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从而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
江必新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三巡回法庭庭长,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多元共治有助于社会治理的协同统一，有助于治理效率的提高；有助于民主与法治理念的培育；有助于增强党政机关政策决议制定的科学性与合法性。同时，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发表不同看法和提议，党政机关听取意见或说明理由，既体现信息公开，又彰显程序公正，代表了多元治理理论的民主性和正当性。因此，多元共治顺应了党中央对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新要求，是当今时代我国社会治理范式的重要方向。
![]()
钱再见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治理与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汪家焰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只有坚持政治权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统一，并且正确处理好政治权威与法治建设、政治权威与民主参与以及政治权威与公共问责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效发挥政治权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性作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应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型政治权威，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此，需要建立健全法治体系，促进政治权威法治化；扩大公民参与渠道，促进政治权威民主化；完善公共问责的体制机制，实现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
![]()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现有全球治理体系近年来却面临日趋严重的挑战甚至危机。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国家，如美英，正在退出一些全球治理机构或对全球治理有重大影响的地区性组织；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竞争影响了世界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导致全球治理体系愈加复杂。挑战同时也是机会。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加大了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贡献。展望未来，世界各大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及其成效将决定21世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执笔:贾晓芬
人民智库研究员
在受访的基层干部看来，超半数的受访基层干部期待“严管与厚爱同步”“上级部门和领导能多些支持”“上升通道更宽一些”，以及自己可以“得到更多的理解和认可”；在受访公众看来，“严管与厚爱同步”“新一年的上升通道更宽一些”以及“上级领导和部门能多些支持”是其选择占比靠前的三个选项，亦是其新一年的最主要期待。
![]()
魏钦恭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讲师、研究员
邹静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讲师、研究员
曾晨
京东公共战略研究院院长
在总体消费趋势上，居民消费贡献率不断提升，拉动经济作用进一步增强；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明显，生存类消费下降、生活享受类消费提升。从人口结构变动来看，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不同年龄群体的消费支出结构迥异；人口结构变化作用深远，供给、需求两侧均受影响。从消费方式变革来看，居民网购消费额逐年增加，中小城市贡献率不断提升；电商效应明显，消费方式变化有助于平抑空间差异。
![]()
袁东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袁璐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
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大企业是我国大企业群体的龙头和主体，一批国有大企业不仅规模达到了世界级，技术、管理、国际化水平等也都走在了世界前列，但“大而不强”的问题始终非常突出。培育一批国有大企业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必须坚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以激发和增强企业活力为根本，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积极推进商业类国企集团层面“混改”，强化企业内部激励机制改革，大力发挥国有企业家作用。
![]()
胡一帆
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亚太区投资总监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由于贸易和内需双双疲软，第一季度亚洲经济表现疲软，很可能是今年最弱的一季。不过有两个迹象表明从第二季度起经济有望回暖：3月份贸易增长和半导体行业回暖，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稳定使得货币政策得以保持宽松。此外尽管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是一个潜在风险，但美国经济现在衰退的可能性并不高。
![]()
梁红
中国金融40人论坛特邀成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负责人
我们估算，1月1日起开始“全套”实施的个税改革有望增厚居民可支配收入5000亿元左右（总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2%左右）。估计1季度单季个税少收近2000亿，约占当季可支配收入2%。4月1日期执行的增值税（VAT）税率下调及其他配套措施、5月1日起执行的社保费率及税基下调可为企业减负约达5000亿人民币。同时，随着政策组合向“宽财政、稳货币”换挡，下半年内需增长“引擎”也可能由消费和制造业投资“接棒”。
![]()
张锋
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一带一路”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人民日报》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案。”“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变革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一带一路”能为完善全球治理做出新的、与众不同的贡献？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