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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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戈
经济学博士,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徐剑
长江证券研究员
肖扬
长江证券实习研究员
徐超群
长江证券实习研究员
作为实体经济的典型代表，近年来制造业的低迷牵动人心。对此，各种纾困政策层出不穷，特别是今年减税降费等措施直接作用于该领域。在此大背景下，5月份以来制造业投资有所企稳甚至回升。展望未来，贷款利率趋势下行和减税降费逐步落地将有助于制造业纾困。但在总需求承压情境下，叠加去杠杆及流动性分层的后续影响，未来制造业投资或仍将低位徘徊。不过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服务业其实更是老百姓的“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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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方辉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晓月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
教育财政考虑人际差异从而倾斜弱势群体以使其平等获取教育资源，使每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的机会能力相当，这在扩展个人实质自由中意义非凡，因为实质自由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可行能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教育投入是重要的发力点，但资源的投入应着眼于化解结构性矛盾，追求公众教育满意度提升，尤其是提高低收入者教育获得感，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现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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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贵利
宁波大学人才强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
打造世界级和国家级人才高地，总目标和总任务是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行更加宽松、更加灵活、更具活力和吸引力的人才政策，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为此，迫切需要加强法治建设，实行底线管理，减少行政干预；建设高质量的服务型政府，打造吸引和凝聚人才的良好环境；建设若干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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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庆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中美“脱钩”的声音开始出现。2017年特朗普就任总统以后，中美“脱钩”的声音越来越大，主要是因为美国试图单方面人为地让中美“脱钩”。“脱钩”的领域包括贸易、投资、科技等。从产业和企业的角度来讲，“脱钩”意味着将中国排斥在美国主导或参与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之外。中国应加快出口和投资多元化的步伐，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在关键产品的生产和技术上不受制于人。最重要的是，中国应将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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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乡村振兴的主体是组织起来的农民。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最重要制度基础是农民集体土地制度及建立在该制度基础之上的农民集体经济。借鉴同为土地公有制的国有农场经营体制的经验，借助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恢复农村集体土地的生产资料性质，有望同时解决当前农村土地细碎化与农民难以组织起来的两大困境，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组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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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
从经济流量指标和资产存量指标总的来讲，可归结两句话：“经济流量指标——民营经济超半壁，资产存量指标——国有资产仍然占大头”。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它们都应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因此，改革应是“包容性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产权体系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 。而且，算总账，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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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黄剑辉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张杰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采访者:范思立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虽部分归结于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美贸易摩擦或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新常态。由此，保持战略定力，加快形成经济新动能，并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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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善文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大概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经历了一段明显的加速，直到2018年以后才出现减速。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值来看，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加速是十分明显的。尽管随后经历了减速，但截至2018年底，其名义增速依然高于2016年上半年。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趋势仍然支持上述观察。但是如果观察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无论名义值还是实际值，在这段时期的增速始终保持趋势下行，这是十分奇怪的，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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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
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曾任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著有《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新货币政策框架下的利率传导机制》《国际绿色金融发展与案例研究》等
唐晋荣
中山证券研究所宏观经济组主管、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当前，尽管对于风险隐患因素存在较多共识，但各界对于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传染机制的认识仍存在较大分歧，对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和如何干预应对也充满争议。因而，有必要吸取日本20世纪90年代资产泡沫危机、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2009—2012年欧债危机，以及2015年中国A股的异常波动等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深入梳理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特点，提出必要的政策应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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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振威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与法律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熊文钊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治政府与地方研究中心主任
静思我国70年的法治政府建设之路，在充分肯定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问题仍然不少。当前，行政管理体制、依法行政水平难以适应现实需要，依法行政面临前所未有的体制性障碍。许多制度建设不符合客观规律，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发挥的作用甚微。不完善的行政决策机制导致重大决策失误现象时有发生，责任难以追究。行政执法过程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现象仍然存在。不健全的行政行为监督制约机制导致一些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纠正，被侵害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及时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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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道铉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系教授
田杨
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新村运动，实现了“三农”的转型发展，为缩小城乡差距和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村运动的成功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政策背景，其经验不可复制。但我们可以从“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等共性部分获得一些可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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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晓迪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作为单极体系中的霸权国所具有战略主导性与能动性,美国在与其他四大行为体(欧俄中日)的策略互动中占有先动优势:在霸权国与崛起国相对实力差距较大的情况下,美国能够有效地使用“推卸责任”的策略,使四大次强行为体之间彼此处于“分而治之”的状态,从而有效地防止制衡国家集团的出现,以达到反制衡的战略效果;当霸权国与崛起国相对实力差距缩小时,美国还可以发动先动优势,将制衡压力转移至崛起国,并将“推卸责任”增幅至战略制衡,从而遏制崛起国的强势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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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最近两三年，国内外的很多学术论著与媒体报道都昭示着民主政体似乎正处在危机之中。但如果基于长时段的历史考察，会发现这种论调并非最近一段时间的特例。实际上，西方国家过去200年的历史主线是：起初可能存在着政治均衡，然后出现了某种内部变化或外部冲击，而这种变化或冲击往往构成了一个难题，于是西方国家只好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或提供某种新的解决方案，这样就走向了一种新的政治均衡。这就构成了一个从旧的政治均衡向新的政治均衡调整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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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轩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讲席教授
要想激励创新，最核心的逻辑就是要设计一个机制，能够在短期内对创新失败具有高度的容忍，但是在长期对创新成功进行高额的回报。设立科创板和试点注册制是我国探索通过金融与资本力量促进科技创新进程中的一次重要尝试，其最终的落脚点是鼓励关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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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桐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党印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
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是实施“科技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推出科创板成为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最受关注的事件，科创板在发行、交易、退市、投资者适当性、证券公司资本约束等方面带来了制度创新，这些创新元素将为未来资本市场改革带来极大的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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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红
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2018年中国国企实际分红率为16.1%，非金融国企只有5.8%，在国际比较中显著偏低。2018年国企分红对公共财政的贡献为2.4%，非金融国企仅贡献了0.5%。中国作为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2017年国有资本是GDP的1.1倍，但分红仅占GDP的0.6%。如果中国国企实际分红率提升至2020年的目标30%，可以增加0.5个百分点GDP规模的财政开支或者税费减免；如果提升至国际普遍水平50%，这一比例将升至1.2个百分点。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