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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资本市场是中国金融市场建设短板,其表现之一就是对新一代创新型企业的支持不够,具体原因在于漫长的上市审核周期和同质化的发行条件,而且,制度创新的节奏跟不上新一代创新型企业的特征。为了鼓励科技创新,为科创型企业提供融资便利,也为了让投资者分享创新的红利,中国推出了科创板,进一步丰富多层次资本市场,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环。可以看出,科创板是资本市场与创新的结合点,被看作是中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创新的“试验田”,肩负着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激发中国资本市场活力的重要使命。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

在进行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法时需要讨论清楚这样一些问题:土地使用财产权应不应赋以交易权和建设权?土地使用财产权年期是中长期为宜,还是久远期为宜?耕地红线和建设用地指标管理,这种土地资源配置中的计划经济还应当坚持和保留吗?农村土地改革,耕地放开交易等,会造成粮食生产不稳定,危及粮食安全吗?乡村集镇振兴,以大拆大建、几十层住宅为主,还是以乡村再造,居住一户建为重?

余潇枫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章雅荻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较之于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合主义更具历史过往的解释性、现实困境的超越性与未来发展的包容性。在中国外交实践上,和合主义有其独特的贡献,如强调多元多边合作的包容性外交、强调国际道义的结伴性外交、强调合作共赢的对接性外交、强调安全互保的镶嵌性外交以及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共享性外交。和合主义的理论建构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中国视域,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可以预期的新探索方向。

李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目前有镇区常住人口5万以上的建制镇1123个,10万人以上的建制镇321个,20万人以上的建制镇54个。其中还有五六十万人口和接近百万人口的建制镇。因此,在未来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利用一批特大镇设市,激发中小城市的活力,发挥中小城市降低产业发展成本、带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作用,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朱兆华

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的历史演进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初期从“代行人大职权”到“统一战线组织”的历史转型;新时期“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三重维度的新拓展;新时代“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新定位。其中“专门协商机构”定位赋予人民政协以更专门的政治职责和作用,使国家层面的协商民主形式不仅在政治理论和总体设计上,而且在实践上迈出了一大步。

马朝钧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20世纪,美国经济为何会超过英国?日本经济为何会超过德国?这是因为老牌工业国家不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而且固定资产投资皆通过“折旧”摊入了成本,如此势必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企业机器设备的更新周期被固化,二是折旧基金要专款专用,不能用于搞研发,这样企业不仅转型难,技术创新更难。而一国或一城转型发展有两大关键:前期投资要当沉没成本看;比较优势要从机会成本看。此乃转型发展的秘密。

范子英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高跃光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深化税制改革以助推高质量发展,需要明晰我国税制结构、税制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及厘清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我国税制结构存在特别依赖间接税、少数几个税种以及企业部门税收等特点;在此基础上,作为我国税制结构的主体税种即增值税,对高质量发展存在客观的负面影响。我国税收改革与经济增长需要从数量式增长向质量式增长转变。助推高质量发展的税制改革的方向与实施内容包括,税制改革的方向确定为提升直接税的比重以及来自居民部门税收的比重,实施重点主要在于解决以增值税为核心的减税问题。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今后一段时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更加突出四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发挥人大的作用;更加注重发挥行政管理改革对财政改革的引领作用;更加注重财政部门和各支出部门权责关系的重塑;更加注重发挥社会参与和舆论监督的作用。重点抓好四方面改革工作:重点抓好四方面改革工作,二是完善政府间收入分配制度,三是妥善处理地方债务风险,四是加快既有改革措施的落实。

何秀荣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产品国际贸易研究。

中国成功脱贫的要素是:1993年前的脱贫基本归功于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1993年之后主要归功于政府系统推进的反贫困政策,其中尤其是扶贫组织建立、机制完善、强有力的行政执行能力、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巨量的资金投入等政策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的脱贫依然还是低水平的,2020年后的反贫困任务主要是提高脱贫标准与缩小相对贫困并行、从一般贫困转向特殊群体、从单维贫困拓展到多维贫困、从农村贫困延伸到城市贫困,尤其要重视的是如何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要把握好城乡扶贫政策侧重点、贫困标准设定与计算等问题。

杨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但对不同国家来说,这种影响又表现出巨大的个体差异性。对日本而言,这场变局造成的国际环境变动的烈度不啻冷战时期的“尼克松冲击”;与冷战终结相比,挑战要大于机遇,影响也更长远、深刻。日本的对外战略政策据此开始做出调整,而这一调整也必然体现于对华政策、影响到中日关系。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

当前,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时期需要新的战略。未来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人口变动、发展阶段、回旋余地等条件,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动趋势,都是制定战略的依据。实现两个百年的宏伟发展目标,支撑住增长速度和尽可能加快发展,需要寻找关键、重点、牵动性的重大战略举措。接下来,很有必要重点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同时,还需实行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和扩大发展空间的战略。

刘锋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崔鑫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策略分析师

强化监管是近年来证监会工作的一条主线。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对虚假披露的惩处制度还存在诸多激励不相容之处,主要表现在惩处力度薄弱,重大案查处,轻小案苗头,重行政处罚,轻诉讼索赔;惩处对象错位,重处罚实体,轻个人追责;以及对违规者的惩处常常波及无辜的投资者。这些激励不相容的游戏规则会造成资本市场的逆向淘汰。如果不从根本上对这些激励不相容制度做出变革,那么仅靠监管风暴、加大惩处力度是远远不够的。

梁红

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减税降费对于小企业而言,不仅仅体现在税率的降低,还适用于普惠性税收减免,我们调研的小企业普遍反馈,税收支出显著下降;小企业对于银行的间接融资依赖性更高,融资难、融资贵仍然是当前小企业普遍提及的主要经营压力;环保的严格执行使得小企业短期运营成本大幅上升,部分企业积极采购最先进的设备获取主动权,以实现长期的竞争力。

嘉宾: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陈冀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邓海清

华尔街见闻研究院院长

主持人

范思立

虽然LPR报价改革可以直接连通政策利率到贷款利率,但应该看到从货币市场利率到存款利率以及商业银行内部FTP双轨定价导致从商业银行负债成本到贷款利率等传导渠道依然存在堵塞。因此,LPR报价改革可能只是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过渡性权衡选择,并非最终模式。未来利率市场化的完成不仅仅需要存贷款利率并轨,更需要商业银行提升定价能力以及监管指标考核体系的调整。

高传胜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领导干部“部门化”倾向,实质上是本位主义作怪的一种表现而已,其根源在于组织结构与管理职能部门化而滋生的治理体制碎片化。因此,防止领导干部“部门化”倾向,需要进一步加强整体性治理。我国近些年推行的整合党和国家机构方面的改革,就是整体性治理的具体实践探索。

保罗·莫兰

英国人口学知名学者,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副研究员

人口浪潮真正的非凡之处在于它的全球性。起初,它看上去可能只是与不列颠群岛各民族及其北美和澳大利亚后裔有关的现象;后来,它看上去像是个单纯意义上的欧洲现象;但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它关乎全世界所有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则是人口浪潮最后的潮头:世界上最后一片正在经历人口转型过程的广大地区。非洲完成这个转型过程的速度会对整个地球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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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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