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白景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同步高强度减税增支的政策目标是稳增长，形象地说就是要“放水养鱼”。所谓“放水”，是指通过减税向市场主体和个人转移资金；所谓“养鱼”，是指通过增支扩大当期有效消费需求和有效投资。显然，减税和增支具有内在联系，前者形成潜在需求增量，后者形成现实购买力增量，两者互动最终反推供给总量增长和结构调整，协同加力构成经济增长的强劲助推力。
王锡锌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数据治理的法治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这一命题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数据治理的结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法治化问题。数据治理的法治化问题，也就是数据治理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设定及其关系模式之制度安排应如何符合法治要求的问题。数据治理的立法应当充分考虑到形式合法性、体系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要求。
刘志彪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
包容性全球价值链(GVC），是新一轮全球化趋势下我国对全球价值链规则体系的新认识和新主张，是对目前经济全球化中全球价值链规则体系的完善。它主张GVC下的合作与共赢，包容与接受，开放与发展。构建包容性的GVC，需要中国由商品要素开放转向按国际规则开放，由遵守、适应国际经贸规则，向主动参与、维护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和严格执行转变，推动世界经济迈向更加创新、更具有活力的新格局。
闫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刘陈杰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
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代表的供给侧改革在过去几年时间内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部分政策内容还有改善的空间。我们从学术层面提出的供给侧改革2.0版本可以概括为“一促一增”。“一促”即为减税降费，意为通过调节政府、居民、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使得居民和企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获得感提升，是提升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的良方。“一增”即为运用强大的资本市场，提供直接融资工具，增加对实体经济，特别是高科技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刘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中国结构性去杠杆的态势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值得关注的倒是以下倾向：更愿意相信国际（包括国际投行和国际组织）数据；更偏好把问题说得严重的数据；并且在对相关数据含义还理解不清的情况下就以讹传讹……这是当下非常不好的倾向，市场的动荡也往往因之而起。市场的稳定，不在于掩盖真相，而在于揭露假象。
徐文舸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
世界银行组织开展的全球企业调查结果显示，各国的中小微企业发展普遍面临融资困难、政策调整风险、电力供应保障不稳定等诸多问题，特别是规模越小的企业越关注融资问题。对于我国身处的上中等收入经济体而言，融资问题是中小微企业日常运营的最大障碍，其次才是不平等的市场竞争规则、不合理的企业税率、缺少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等其他因素。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代表作品有《现代区域经济学》《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市场竞争、经济绩效与产业集中:对中国制造业集中与市场结构的实证研究》等
刘长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农村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
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通过市场化解决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市场主体激励问题；坚持“维护农民经济利益、保障农民政治权利”这个基本主线，确保农民是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受益主体；坚持破除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等各个维度上的二元结构，让农民分享国家发展成果；坚持基层创新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农村改革“方法论”，以把握改革的方向并取得实效。在新时代，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必须采取综合配套、整体推进的方式，进一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充分调动农民和基层的积极性，全面激发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活力和动力。
朱启铭
博士,赣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两项重大战略，它们在县级这一行政单位和县域这一区域范围内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继起性特征。连续性是时序上的重叠关系和整体性，强调一致性，通过战略思想、战略安排和支持政策的一致性表现出来；继起性是时序上的错位关系以及相互作用关系，强调差异性，通过两大战略的时间安排、战略目标、战略地位和战略内容上的递进性表现出来。县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和正确处理两大战略的关系。
付翠莲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新乡贤回归某种程度上映射出当下乡村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单一、村民自治乏力、基层和民众的内在驱动力不足、乡村精神文明信仰体系日趋凋敝等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也是对中国传统村庄运行逻辑的一种批判性继承以及对乡村软治理主体需求、文化重建的一种有效回应。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结合中国各地乡村实际，遵循其蕴含在基层治理过程中软硬结合、权责分明的治理逻辑，是实现新乡贤推进乡村软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实现中国乡村“善治”的关键路径。
李华胤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治理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结构上强调“行政、自治、民主、服务”等多种功能的整合和均衡。乡村治理体系距离农村基层群众最近，既是治理的末梢，也是政权的末梢，更是服务的末梢。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也将承担更多的功能，具体来说，主要包涵行政、自治、民主、服务等多种功能。但这些功能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构成了均衡关系。因此，新时代乡村善治体系也体现为一种均衡型治理，既要均衡自治与行政，也要均衡民主政治组织建设与公共服务。
唐世平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计算社会科学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冲击力的领域是决策科学，它将给决策科学带来巨大且根本意义上的革命。更具体地说，计算社会科学完全有可能让人类的许多重大决策能够更加基于客观的大数据和计算机模拟，从而让传统的绝大部分依赖于专家的主观意见的决策变得更加科学，尽管专家意见仍将有其一席之地。
冯俏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教授
各级政府进一步落实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措施，对财政平衡与财政可持续问题应有长远考虑，实行多措并举。比如，在控制并减少政府支出的同时，深入推进政府机构和人员改革；全面实施绩效预算，向管理要效益；适当提高赤字率，扩大债务发行规模等。尤其应积极挖掘收入管理的潜力，通过重整政府收入体系，提高财政部门对整个政府财力的综合统筹能力，为财政可持续提供支持。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陈达飞
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
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尚未完成，走向真正的浮动汇率制还需要持续推动改革，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的定价方式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央行要退出常态化的、直接的干预外汇市场的行为，转而使用间接调控工具进行干预；还要发展有深度和广度的人民币离岸市场，解决境内外外汇市场发展不一致的问题，这又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紧密相连。
吉姆·奥尼尔
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主席、英国前财政部长,现为英国查塔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
在日本大阪于上个月召开G20峰会后，我不禁要问，这次会议是否失去了它的意义。此次峰会所产生的唯一重要进展，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场外所达成的协议，即中美贸易战再度“休战”。尽管G20十分擅长发布宏大的公报，承认全球挑战的存在，但事实证明，它完全没有能力为这些挑战提出任何解决方案。世界真正需要的是由美国、日本、欧盟和金砖四国组成、更有代表性的G7。
洪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重要战略机遇期与重大风险期两种状态并存，光明前景与严峻挑战两种趋势同在，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显著特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世界经济重心与政治博弈中心由大西洋向太平洋—印度洋转移，在由西方向东方的转变过程中也引发了一系列矛盾与摩擦，中国同时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过去十几年的状态，不管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不管是大城市、中城市，还是小城市、区县城市，总之是全面开发，四面开花到处都是房地产，是个全民造房运动的时代。从现在开始，往后的十几年，房地产不会出现四面开花，东西南北中全面发热的状态，但是房地产还会有三个热点，一个是中心城市。第二个是大都市圈，第三个热点地区是城市群。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