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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郑志刚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国企混改首先将通过推动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的转化,提升国企自身的效率,以此释放国企的活力;与此同时,国企混改将为民资以战投方式参与混改提供了更多的实现途径,有助于增加民资投资渠道,拓宽民资发展空间。一个兼顾民资利益,使民资激励相容,鼓励民资积极参与混改的国企改革政策将帮助民资形成未来发展的稳定预期,增强民资投资的信心。而有效率的国资和有信心的民资无疑将构成中国未来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双引擎。

钱平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产消者或生产型消费者是阿尔文·托夫勒1980年创造的一个概念。21世纪以来,产消者概念引起学界关注。产消者成为现象级群体是本世纪初的事,一方面由于社会迈入了用户产生内容的Web 2.0时代,另一方面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消费者纷纷加入产消者行列,以至于里兹教授认为美国已进入了产消者资本主义。目前,产消者正在世界各地兴起。

张培丽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张培梅

山东省临朐县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我国中小企业经营面临困难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小企业在产业、产品、产量等方面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产生错位的必然结果,是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决定了中小企业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就是加快推进转型升级。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应沿着三个方向推进,即产业升级,产品升级换代,从批量化、规模化的生产方式转向柔性化、个性化的生产方式

吴理财

安徽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 教授

在近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不断衰败凋敝。这跟近百年来我国所选取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无关系,更与人们对于“乡村”和“乡村发展”的认识密切相关。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简单地将“乡村”与“农业”、“乡村发展”与“农业发展”相提并论,鲜有人把乡村视为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加以理解和认识,遑论将此认识上升为一个共识性政策并加以实施。如果不能着力于社会建设来推进乡村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极有可能沦为一场地方政府推动的经济发展行为,从而衍生更多的社会问题。

曹东勃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宋锐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早在当下以脱贫攻坚为主轴展开的、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县域发展方向的项目制管理之前,由于地方财源匮乏和中央转移支付制度的逐步完善,相当一部分县域发展的主导权已经更紧密地控制在上级政府手中。应对上级、争取资源,成为县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当然,这样的应对天长日久,也就必然累积了不少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弊病。

杨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

董婉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后

随着农产品贸易开放度、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大幅提升,以及食物消费快速升级与农业生产调整缓慢之间矛盾的加剧,中国农产品贸易变化与特征在2012年之后表现出与加入WTO之后的前期阶段显著的差异性。农产品贸易总体增速明显降低,进出口产品结构发生显著改变。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进口保持高速增长,占农产品进口份额持续快速上升,净出口持续下降。以高附加值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快速增长,这对国内高附加值农业产业发展、农业转型升级路径和国内农业产业的增值空间都将产生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彭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历经六年,《证券法》修订终于成功通过。从最终颁布的《证券法》修订稿来看,此次修订相比三审稿,在证券定义、注册制改革、投资者保护和违法惩戒方面都有所突破,但在证券发行方面又有“退步”,算是一次相对“中庸”的修订。纵览修订后的《证券法》,核心亮点表现为:相对扩大了证券的定义;全面推行注册制;提高了投资者保护水平;加重了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但从投资者保护角度来看,证券的定义扩大不够;从便利企业融资的角度来看,证券发行制度缺乏足够的豁免安排。《证券法》修改的目标最终能否实现,还依赖于执法和司法,依赖于相关制度能否得到落实。

丁建臣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宋海燕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曹书宁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

国外银行监管经验表明,无论是美国的双线多头伞形银行监管,还是英国的“准双峰”银行监管,监管动作协调统一,监管政策一体化,股东监管实际上已经成为金融监管的中枢。发达国家监管主体重构,监管客体明晰,监管依据完善,监管环境优化,追求股东监管效率等成熟经验都值得借鉴。其中,严格界定银行股东权利义务,加重股东责任,控制持股比例,严格限制关联交易及授信,内部关联贷款担保全额覆盖,股东信息社会全公开,披露股东代表个人财务信息,防止和平衡股东收益等更值得学习借鉴。

吴士存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

在2019年,南海问题依然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既是国际主流媒体跟踪报道的热门方向,也是许多双、多边政治磋商和学术会议绕不开的话题。对于2020年的南海形势,虽然仍可预言相对稳定、可控,但消极和不确定因素将显著增多,我们面临的维权维稳压力不能低估。伴随着“南海行为准则”案文磋商的加速推进,地区规则构建将进入影响力和主导权争夺的博弈时期,新的动荡或将不期而至。

项兵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

从各经济体的历史经验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无可置疑是个重大的社会发展挑战,从历史经验来看成功几率不高。从中国的国情看,我们也有很多独特的挑战性因素。面向未来,我们应高度重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既要从其他经济体的成功与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也要充分考虑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新时代的新情况, 为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做足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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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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