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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推进,中国金融抑制环境明显改善,但金融抑制水平在国际上仍处于高位。目前,中国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可能转变为负,消除金融抑制成为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为此,必须通过市场化的“三步走”实现金融深化,即平衡财政收支、改革资本市场及放松对银行的管制和担保、实现汇率的市场化和外汇的可自由兑换,从而消除要素市场的分割状态。

刘晓春

SFI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

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制订经济发展规划、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都是必须的。但制订了规划,出台了政策,余下的事,应该由企业自主决策和选择,没有必要去指导和扶持,更不应该指定企业去做什么,给企业下任务、下指标。如企业是否上市,是企业的选择,不应该变成是完成政府下达的任务。企业与银行的关系,应该由企业与银行按照商业可持续和法制的原则和方法处理。政府需要做的是,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制环境和营商环境。

陈健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我国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了全面制度建设阶段,加快环境监管体系改革,是重塑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法治政府,建设现代国家制度的重要内容。从本质上讲,建立和完善包括环境监管体系在内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

生猪养殖高质量发展联合调研组

近期由于供给下降猪肉价格大幅上涨, 影响了老百姓的餐桌,引发了政府的高度关切。国务院常务会专门研究猪肉保供稳价, 各部门也纷纷出台落实举措。在省负总责、“ 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的压力下, 各地养猪压力和动力空前高涨。对照当前的“ 肉荒” , 反思过去几年一些地方在限制养猪方面采取的部分不当措施, 在这股养猪热潮中尤其需要冷静思考,既着手于当前平稳度过阶段性“肉荒”,又着眼于长远推动养猪业的高质量发展。

徐湘林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

新时期我国督查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得到了不断强化,但也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和实践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督查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要真正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稳定有效的制度安排,还有很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只有超越原有管理学和绩效考核理论知识的局限,在社会转型和国家治理的层面上重新认识督查体制运行的社会环境和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作用,才能真正推动我国现代督查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发展和完善。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的一年,经济仍然有“保6”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而且短期中国经济有能力“保6”,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有继续宽松的空间。财政方面,专项债还有扩容的空间,2.8%的赤字率还有突破的可能,基建仍是逆周期调节的重要着力点,会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加大传统基建补短板和新基建投入力度。货币方面,目前的利率降幅还很小,1年期LPR只降了16bp,过去一次降息25bp起步,2014-2015年那轮降息周期,贷款基准利率下降了140bp。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教授

把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通常会遇到的增长瓶颈问题,进一步聚焦于临近高收入门槛时的特殊挑战,对于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在这个特别的发展阶段,长期形成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也恰好形成交汇。围绕着“门槛效应”,特别是中国面临的可持续增长挑战,需要在看似对立的经济学文献及其政策含义之间架设一座桥梁。虽然这并不是说需要做出经济学范式的转变,但是,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要求政策关注点有所转变。

郑志刚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过去四十年,由于中国具备了中国新经济企业发展的“天时”(恰逢以互联网技术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地利”(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型释放的改革红利和拓展的发展空间)和“人和”(基于中国企业家的勤劳和智慧完成的大量制度创新),中国目前成为全球独角兽企业最多的国家之一。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包容“同股不同权构架”,允许投票权配置权重向创业团队倾斜,我们可以预期未来中国资本市场将为新经济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

陈义媛

博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通过将土地转包给当地的家庭农场(“代管户”),企业得以将这些家庭农场吸纳进自己的产业链中,并利用本地人的社会资源,如熟人社会的“人情”“面子”“内外有别”等原则,解决劳动雇佣、监督以及村庄公共资源的使用问题。本文认为,家庭农场所赋有的社会资源可以成为下乡企业化解社会困境的润滑剂,贡献于资本积累。

王诗宗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鹏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对J省L县农村垃圾源头分类政策执行的研究表明,以政-社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创新策略实质在于,为了实现政策目标,通过一系列连带关系和奖惩、激励机制的设计将各方力量整合动员到政策过程中,并通过身份构建将各方利益主体的行为和认知合理化。目标约束下基层政策执行中创新策略,使得执行者能够自主地建构公民的社会身份,进而影响其行为,巩固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并将公民纳入到政策执行的链条中,从而实现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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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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