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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钱智俊

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2020年1月1日,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货币篮子的权重调整刚刚落地,新一轮全面降准即告推出。新年伊始,这一“调权+降准”的政策搭配,展现出2020年央行政策的全局逻辑。一方面,外部协同于内部。本次货币权重调整的数值虽小,但不仅反映出央行政策关切的重心迁移,亦预示人民币走向国际“货币锚”的进程有望提速。另一方面,灵活兼容于稳健。本次降准在时间上灵活把握了政策机遇,在力度上仍保持总体适度。未来对流动性的补充料将渐次加码,但是降息依然不是政策首选。

韩立余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有企业是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它是政府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载体和体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有企业并没有成为国际法的特别规制对象,对其规制更多地是适用一般性国际规则。在逆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纷纷提出新提议、新政策、采取新措施,努力推动形成规制国有企业的新规则。国有企业的国际法规则面临改革压力。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为什么中国能够取得这样突飞猛进的发展成就?我认为最重要的经验有三点:第一条经验就是中国坚持对世界开放,主动融入世界。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多年积蓄的力量井喷式地爆发出来。第二个经验是让市场起作用,中国过去40年的成功,绝对是因为我们产生了更多的市场。因为开放发展,有了市场,有了需求,就更有发展的动力,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第三个重要的经验就是,要有公开的讨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内持续一个月的讨论,最后形成共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讨论,才能够凝聚出共识。

刘刚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

梁晗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优化营商环境的本质在于消除外部不经济,强化并持续提升外部经济,降低企业综合交易成本。为此,优化营商环境应实现从政府供给导向到企业需求导向的转变,构筑一个覆盖企业经营全过程、服务企业经营全方位的新时代中国特色营商环境体系:营造高效的制度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打造优质的硬件环境,降低要素获取成本;建立完善的商业生态系统,降低供应链运营成本;打造优美的宜居环境,降低配套性生活成本。

叶林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昀轩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樊玉瑶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为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中的核心领域,足球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抓好足球协会改革则是足球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环节。足球协会的改革存在两个困境,一是条块关系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双重从属制”的外在特征造成改革工作推行不畅;二是由于“理不清”、“改不了”、“不想变”而出现政府职能转变受阻。足球改革“脱而未变”的困境及出路,可以为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提供深刻的探索和前行的借鉴。

徐忠

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现代金融体系是经过几百年积累形成的,在金融体系的演进过程中实际上吸收了几百年间所涌现出来的各种科技创新。然而,并没有任何一项新技术能够完全颠覆整个金融体系。事实上,如果某一种科技创新在运用过程中能够提高效率或者节约成本来帮助改进现有金融体系,那么这一科技创新就会融入现有体系。因此,迄今为止,科技创新不是颠覆了金融体系,而是经过实践检验后逐步融入了金融体系。

王丽萍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不同国家的分权改革实践表明,由历史所决定的政治动力是分权的关键推动力,以历史为基础的制度和条件对于分权如何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也使不同地区和国家从分权改革中表现出不同的获益潜力。因此,在设计有利于实现有效治理的分权改革时,就需要充分观照国家特有的历史、文化与现实,使分权改革的动力建立在真实的内生需求基础上,使分权改革既可为似已沉淀为历史范畴的国家理性概念注入充实而具体的现代内涵。

何增科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

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一个大国实现整体性现代化的过程。政治现代化是整体性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通过国家建设、民主建设、法治建设和治理制度建设,实现强有力的国家、负责任的国家、受约束的国家和包容性国家等四大目标,建立起四大目标均衡发展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可以推动经济社会现代化,增强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助推大国的崛起。

夏日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中央文件与精神的指导下,各省制定了各种乡村振兴计划,试图通过项目下乡的方式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高效激活基层的治理。实践中发现,项目的落地过程难以高效激活基层治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基层治理。

安成浩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李恒威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如何在竞争机制下确保创新人才培养与良好的科研创新环境,日本事例给高速发展中的中国高等教育敲响了警钟。在国家大力扶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持续加大科研投入的背景下,中国科研论文数量、高被引论文数量显著提高,在竞争机制、创新能力等方面大有超越日本之势。根据诺奖获得者数量与1%、10%高被引论文数量之间的内在正向关系考察,按照目前的趋势推断,二十年后,中国有望接棒日本,成为诺奖获得者数量井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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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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