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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杨弘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郁

白城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

吴易哲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土地经营模式经历了从传统租佃模式到土改模式、人民公社模式、家庭联产承包模式的变迁。不同土地经营模式在孕生不同农民、农村与国家关系的同时,也催生了与之相匹配的农村治理方式。在土地延包和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不断完善的土地“后承包时代”,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仍然是农村土地经营的必然要求,农村治理也仍会延续国家权力逐步撤出、多元治理不断增强的态势。但国家权力撤出并非意味着国家放任农村治理发展。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生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应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是对所有家庭一视同仁的公平尊重;当前农村生育率依然低迷,农村出生人口不可能暴增,农村出生人口也不等于低素质人口。相对于此前对不同民族和城乡采取的有条件、有区分的生育政策而言,全面放开生育更为公平。且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是因为当前人口形势紧迫,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2013-2028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将大幅下降31%,越晚调整越将事倍功半。

倪鹏飞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丁如曦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

徐海东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

比较2019年与过去更长一段时间的相关主要变量的变化轨迹发现,中国楼市发展具有一定规律性并在发生新的变化。房价增长与经济增长从相背而行转向相向而行。自2000到2018年,房价总体领先经济增长的波动,从而与经济增幅在同一时点相背而行。但自2018年之后,房价增幅与宏观经济增幅开始相向而行,进入同步下降的通道。

范恒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

建立利益平衡机制涉及国家全局、战略大局,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其意义是多方面的,简要地说,一是有利于节约集约利用资源要素,提高经济效率;二是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发展;三是有利于保障公平正义,全面调动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社会的创造力;四是有利于约束政府行为,推动实现规范决策和科学决策;五是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六是有利于完善治理构架,形成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大力推进区际利益平衡机制建设。

陈彦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宏观政策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对当前中国尤为如此。2019年的宏观政策操作在不少方面比以往有了明显改进,同时仍存在有待完善之处。一是,CPI、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赤字率等政策指标的设定有待完善。二是,货币政策的力度有待提高。三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传导效率有待提高。四是,部分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需要进一步增强。五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预期管理需要进一步强化。

周少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项目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乡镇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处于关键地位,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面临着众多“体制性困局”:权责不等而在“压力型体制”下失衡运转,“层层加码”而使失衡运转日益严重,钱少事多而在财政拮据中无法自主,人杂活多而在“纷繁事务”中被动工作,考核检查而在“形式主义”中拼凑应对,同时乡镇干部队伍的稳定性令人担忧。只有深化体制性改革,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健全乡镇政府的权责体制,扩大基层民众的民主参与,才能构建民主法治的乡村治理体系。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罗志恒

恒大研究院

孙婉莹

恒大研究院

经济下行叠加减税降费导致财政形势尤其是地方财政极为严峻,收支矛盾突出,引发对财政可持续性和未来财政空间的讨论。中国老龄化程度持续上升,同时企业社保缴费率负担较重、需要下调,社保的收支矛盾凸显,缺口日益增加。当前全国及各省市的社保可持续性如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哪些解决方案?

卢向东

国办电子政务办主任

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是一项关系政府职能重塑、释放改革红利、切实便民利企的重要改革,对于提高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发展阶段,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力在农村和城市以及农业和工业间的转移而获得的要素配置效率,那么,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微观生产的效率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关键的问题还是如何把激励机制搞对,这取决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取决于能否真正建立起“创造性毁灭”的机制,取决于国企与民企之间能否实现“竞争中性”,取决于资本市场能否更好的发挥资本配置的功能,而这一切,都取决于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

王宇鹏

东兴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路攀升,2019年第一季度杠杆率水平高达156.88%,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我国资本产出比上升、股权融资下降和储蓄率处于高位是导致杠杆率攀升的原因。长期来看降低我国宏观杠杆率的合理方法是降低资本产出比并逐步发展资本市场,扩大股权融资的比例,而不是将“去杠杆”寄希望于“紧信用”的货币政策,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只会导致更高的杠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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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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