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不确定性是2020年后期经济运行的一个特征。当前各类宏观经济政策操作模式方案必须根据疫情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分阶段定位政府干预的主要目标，并精准匹配不同的政策。设计一个有弹性的、能够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冲击的扩张方案十分重要。具体而言，一是要确定基准，以及基本上可行的弹性区间。弥补疫情损失和提升经济增速可以以“3万亿减税降费”+“2万亿基建扩展”为基础来进行设计。二是坚持短期与中期结合：经济刺激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疫情救助与需求扩展相统一；风险控制与关键领域把控相结合。

2月末至今，随着海外疫情日趋严峻，全球市场接连遭遇“黑色一周”“黑色星期一”等罕见的动荡。相较而言，中国市场调整幅度较小，并率先实现反弹企稳。这表明，中国经济金融的内生韧性正在被全球重新认知，投资者们已“用脚投票”。我们认为，这一韧性扎根于有效的政策组合、稳健的金融体系和勃发的新兴产业，不仅守住了短期的防风险底线，更有望开拓长远的发展空间。由此前瞻，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下，中国韧性料将得到进一步夯实，逐步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信心的关键来源。

大规模建设安居房，启动“二次房改”的基本建议是，每年建1000万套安居房，套均50平米。套均投资100万元，每年投资有10万亿。这样在短期内可以快速的促进经济复苏，中期可以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长期看，可以吸收4亿新市民，城市化基本完成。这和社会治理的改善、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也是一致的。所以，建设安居房，不是一个简单的房子问题，而是引导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是消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安居房是经济抓手，也是一个社会变迁的考虑、一个综合的考虑。

疫情这只黑天鹅的影响已越来越大。疫情最初主要影响中国，如今疫情已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下降成为大概率事件。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要完成既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难度极大。为了提振经济，减税应重点考虑如何激活消费。从税收政策的选择上看，重点应是降低消费税负。积极引导境外消费回流是工作重点。

中国2月CPI同比增长5.2%，略高于市场预期的4.9%。而1月份CPI达到5.4%，是8年多以来首次“破5”。2月份的CPI尽管有所下降，但依然破5，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受到2月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在任何国家，影响通胀的因素有两个：（1）货币的宽松程度；（2）供给和需求的匹配程度。从上述这两个因素来看，现在的物价涨势不能表明通货膨胀的趋势已经出现。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武汉采取的停工措施，涉及劳动者的生存利益，我国以企业支付停工待遇的方式进行保障。武汉停工的第2日，主管部门发文对于上述停工待遇进行了规范，疫情中的生存权保障问题也提上议事日程。在特定时间，我国司法实践中也会将防止企业破产倒闭而采取的措施扩大进生存权的理解中，形成保护企业生存权的提法，这是一种派生意义上的生存权，间接保护劳动者生存利益。只有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才能对我国劳动领域的生存权的特殊概括，形成完整的理解。

总的来说，疫情对供给端和需求端短期内均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整体经济形势发展受阻。长期来看，随着疫情对生产生活影响的减弱，产业的供给与需求也会逐步恢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会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疫情期间各类需求对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倒逼效果，让企业更有动力和意愿去做好数字化转型。我们可以将疫情可以看作是一个时机，是加速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迈进的发展契机。

在基准情形下，我们预计疫情将逐渐受控，或者即便较长时间存在但致死率下降，最终可能发展成为类似2009-2010年间的美国H1N1，尽管扩散范围较广，但由于致死率低，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不受影响，对经济的影响实际不大。在此情况下，第二阶段的冲击不一定很严重，第三阶段的冲击也不一定会真实发生，但从政策分析和策略应对的角度，不能完全忽视其发生的概率。

中国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步入了现代风险社会，让我们看到了风险最重要的几个特征：（1）风险的内生性。现代社会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同时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风险。例如，汽车的发明给人们出行提供了快捷便利，但也带来了交通事故的风险。（2）风险的泛在性。风险不仅仅存在于金融领域（各种投资风险）、技术领域（新兴技术带来的风险）、也存在于社会领域和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健康风险等等）。（3）风险的系统性。各种不同风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如公共卫生风险与经济衰退风险之间的联系）。

降低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关键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在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稳定总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要坚持防疫和生产两手抓两手硬，在防控疫情蔓延的同时推动有序复产复工。要适时退出疫情时期的战时管理措施，避免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常态化。要防止借“稳经济”为名行“强刺激”之实，延缓必要的改革和调整，加剧经济结构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