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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陈海萍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今天,政府和公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依赖和信任专家意见。如何识别新冠病毒、如何判断其对人体健康产生的严重性、有哪些传染途径、又有哪些特效药物等,这些问题均依赖于专家作出专业性、预测性的判断。专家意见为政府和公众“依法科学有序”防控疫情提供了可靠保障,这既是风险社会治理模式的特征,也是传染病防控和突发事件应急工作“依靠科学”治理原则的法律意义。

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

刘哲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经济运行和增长既受到内生因素的影响,也难免有来自供给和需求方面的外部冲击。根据新供给经济学的“供给冲击”原理,肺炎疫情虽然短期带来负面影响,但其具体影响不能仅做静态测算,还需要综合考虑替代性增长、创新性增长、补偿性增长以及政府的扶持和刺激政策影响。从中期来看,肺炎疫情冲击除了造成需求萎缩之外,还会加快新供给扩张、加速老化供给的退出,从而有利于下一个新供给扩张周期的到来。从长期来看,肺炎疫情冲击不会改变经济增长的条件、要素和驱动力,对长期增长的影响趋近于零。

徐远

北大国发院金融学教授

我国的城市化率和大城市化率还很低,进一步向城市聚集还有很大的空间。而且,聚集度很高的发达国家,人口依然在向大城市聚集。那么,我们的城市化未来还有多大的空间,城市化的方向是什么?梳理目前的资料和状况,我的基本判断是,城市化的空间还很大,聚集不会停止,而且是永远在进行中,未来的方向是大城市会进一步发展,城市间的人口也会不停交织流动。在主要大城市的周围,可能会形成城市群。

徐高

中银国际证券总裁助理、首席经济学家

尽管目前对疫情走向很难做出精确预判,但也没必要因此而乱了章法。要注意到,人类社会面对新冠疫情并非束手无策,西方国家有来自我国和亚洲国家的经验可循。疫情确实会对短期经济带来比较严重的冲击,但这种冲击终究是短期的。而与疫情相比,石油价格下跌带给市场的冲击就更小。石油价格战确实会对石油生产企业带来很大经营压力。但石油降价也等同于对能源消费者的“减税”,对全球经济会有提振作用。因此,尽管全球经济确实有可能因为疫情蔓延而陷入衰退,但没有必要过度恐慌。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熊柴

恒大研究院

华炎雪

恒大研究院

梁颖

恒大研究院

孙婉莹

恒大研究院

中国在抗击疫情和生产恢复方面走在全球前面,未来的风险点主要是疫情全球大流行的二次输入风险、经济衰退风险和金融市场传染。我们要做好应对新一轮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充分准备。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疫情是导火索,企业债务危机和股市泡沫是引爆点,资产负债表衰退和债务-通缩循环是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这就是经典金融周期中的“去杠杆”阶段。

汪庆华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人工智能的法律规制需要和具体的领域结合起来,在每一个细分领域里,存在着不同的规制方法、进路和手段。电子商务将互联网的技术运用于商业领域,政府监管的重要目的在于促进竞争和反垄断,保护消费者权利,维护市场秩序。人工智能广泛运用于医疗领域,相关数据往往属于个人敏感数据,政府在设计监管模式的时候,必然采取高准入、严许可的进路。

陈晓夕

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王展弘

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助理工程师

向守乾

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规划分院总规划师、高级工程师

我国当前各城市的医疗救治设施设置体系与行政级别对应,即形成“市级医院(三级医院)、区级医院(二级)、街道级的卫生服务中心(镇级的镇卫生院)、居委会级的卫生服务站(村级的村卫生室)”四级体系。一直以来,优质的医疗救治资源多集中于市区级大型医院,公众对于基层医疗资源缺乏信任,导致患者涌入大型医院,尤其是市级三甲医院,“一号难求”“一床难求”等医患矛盾突出。

程金华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研究员

英国横空出世的“群体免疫”策略提醒了我们应该关注、但被严重忽视的一个问题:政府的疫情防控策略不仅要计算短期的成本收益,也更要计算长期的成本收益。提出“群体免疫”策略,英国政府是计划在控制整体社会成本的前提下,把今后的成本支出往前分担。这种做法,不一定成功,但在思路上完全值得借鉴,而不是被嘲讽。从研究角度看,世界各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采取了不同战略,是一个绝佳的观察“政策实验”的好时机。

李耀锋

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张余慧

井冈山大学科研处社会工作师

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于农村社会,与小农户有天然的社会文化关联,对小农户的带动行为源于二重动力,即一方面是谋取利润和促进发展的经济动力,另一方面是注重关系维护和文化价值的社会动力,两方面动力的整合使其带动行为兼具经济理性与社会属性。经营态势、政策支持及村庄的文化与利益关系影响两方面动力的强度、结构和稳定性。需对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精准的动力激发与政策支持,涵养其为农惠农理念,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功能。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在疫情防控中,我们的工作没有摆脱一刀切的工作方式。更深层面说,我们的治理体系出现问题。因为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较大,中央政府反复强调有序复工,但是在基层,复工特别困难。基层对外面说要复工,但下沉到各个街道的指令是不能有一例新增,否则纪委论处。这种情况下,哪个官员敢放手搞经济建设?对官员来说这是很现实的选择,发展经济上的回报并非立即可见,但增加一例肺炎,要被立即处分。在这种压力下,谁敢允许复工?这种一刀切的工作方式,会把负面效应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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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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