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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王一鸣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要加快推动复工复产,促进复工不达产的企业逐步达产,加快解决物流链的堵点和供应链的断点,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实现上下游企业整体复产和制造业全产业链复产。采取措施保障出口企业的海外订单交付能力,特别要保障在全球产业链中有重要影响的龙头企业和关键产品生产出口,有效降低供应链风险。促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改造传统生产工艺,提高企业生产与管理效率,提升制造业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当前政府投资“有效性”的表现,主要从经济维度观察,乘数效应弱、挤出效应高、边际效应低。所以说,希望通过扩大政府投资来对冲疫情的影响,从这些方面综合地分析,效果可能不太理想。所以,政府投资也应当是有一个转向。建议提升政府投资有效性要从“物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要从“经济效益最大化”转向“公共风险最小化”,要从“划政府边界”转向“政府和市场、社会合作”,要从“基于物的项目+投资”转向“基于人的项目+消费+投资”。

余淼杰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美中长期的关系可以用12个字概括:有限合作、长期竞争、相互依存。判断的依据有三点:一是美国已经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未来即便仍有合作,也不会像本世纪的前十年那么好;二是中美的经济结构以及彼此的经贸结构决定了两国的关系是长期竞争关系;三是中美最后会完全脱钩的可能性也不高,因为如今没有一个产品是简单的由一个国家生产,越是复杂的产品越是依靠更多的国家共同生产,然后进行装配、加工、包装。这种基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依存关系难以彻底改变。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今年以来随着疫情的不断扩散,海外资本市场也出现了大震荡。大家对于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如何来防控疫情以及应对流动性短缺等问题争议颇大。前期欧美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危机已经出现,通过美联储释放“无限量释放流动性”等举措,基本已经排除了,但这不意味着未来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因为衰退过程必然伴随着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在特朗普惊世骇俗的刺激政策下,短期应该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了,但经济衰退迹象已经十分明显。我们该如何应对,是继续放水还是着手改革?是各国彼此隔离、自成一体,还是顺应全球化大趋势?

孙久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

此次疫情对区域经济格局的最终影响为:中部地区的GDP比重略有下降,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比重与去年大体相同,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可能会略有上升。由于此次疫情影响最大的地区在中部地区,因此当前南北区域发展差异扩大的趋势也不会有根本性逆转;中国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区域经济韧性较强,江苏、上海等受到疫情影响较小的发达地区将率先在冲击中恢复,地区分化的趋势仍将持续。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这次疫情的时代背景,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 全球环境演变诱致人畜(兽)共患病越来越频繁;2. 经济全球化的拓展和深化;3.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跃升使整个世界对疫情的易感度增加。4. 全球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的脆弱性明显增加;5. 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出现的新挑战和危机。各国应动员努力,并展开国际合作,尽快扭转疫情整体发展加剧的趋势。

陆挺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王立升

野村中国经济学家

通过对各国纾困政策的梳理,从信贷支持、税收优惠、现金补助、社会福利和其他政策方面进行比较,我们认为中国的纾困力度过小,在疫情和外需暴跌的双重冲击之下,或不足以保持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基本稳定。当前虽然有必要推出一定规模的需求刺激计划,但纾困政策仍是关键,况且很多纾困政策本身也能拉动需求。政策应加大扶助家庭和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力度,防止大规模的企业和家庭破产违约,避免失业率快速上升。这样在疫情之后,需求能够快速反弹,作为供给侧核心的企业能够快速复工复产。

邓宇

西泽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大分流”时代,全球治理与国家能力建设正日益受到地缘政治、全球经济衰退、生态失衡、大流行病的挑战。回顾历史,国家能力成为17-19世纪中英两国工业化和经济分流的关键,而在危机面前,国家能力与治理体系则得到了最真实的检验,失败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将社会推入更深的危机,成功的治理则巩固了政府合法性。当前的危机并非仅仅是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崩溃,而是国家能力和治理的危机。以史为镜,身处历史大分流的时代,制度和文化仍然是最为核心的无形资产,是国家能力重塑和治理现代化的根基所在。

赵树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农村改革何以成功?学界寻找解释,通常着眼于改革行动者,即聚焦于参与改革的各种政治力量。这种分析视角至关重要,但还不够。在若干时代,改革者常有,但是改革成功不常有。因为改革还需要特定的政治条件,改革参与者的活动离不开这种政治条件。考察农村政策演变过程可以发现,改革所以发生,是因为出现了一种宽松的政治空间。这种考察可以展示改革的政治逻辑。

陈杰

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

鼓励购房能不能刺激消费,具有不少不确定性,对无房者在短期内有挤出效应,哪怕用大幅降首付的办法助其度过买房时候的瓶颈,获得房产的初期也仍然会因为“房奴效应”导致非住房消费萎缩。寄希望于“带动效应”以增加较多的耐用品消费,以及汽车消费,则需要有配套条件支持,并主要支持刚需、首套房的购买。对于购房能不能通过“财富效应”或“保障效应”来刺激消费,则不要寄予太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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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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