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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管涛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董辅礽讲座教授

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发生了变化,现有劳动力的知识、技能、观念、区域分布等不适应这种变化,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引发的失业。从2008年危机应对的经验看,以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可能会抑制服务业的就业创造能力,产生结构性失业的矛盾。如果这次疫情应对依然以基建投资为抓手,可能令我国产业结构有所退化,这不利于解决企业生存、劳动就业普遍饱受疫情冲击的问题。那么,结构性失业问题就会进一步凸显。

章俊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预计G4(美国、欧元区、日本、英国)加上中国的整体财政赤字率会上升至7.3%,刺激力度高于2009年次贷危机之后的6.5%。当下美国和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即将出台的财政刺激是否能成为抵挡全球危机的最后一道防线呢?我们认为目前全球协同财政刺激更多扮演的是“齐格菲防线”的角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迟全球经济过早陷入长周期实质性衰退(相对于今年的全球经济技术性衰退),但无法改变全球经济在未来某个时间点陷入长周期实质性衰退的结果。

孙明春

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程琬清

海通国际证券

赵洪岩

海通国际证券

最近,新冠疫情引发了一场对全国医疗卫生资源的“挤兑”。虽然这种需求不是常规性的,但也引起公众对中国医疗卫生行业供需状况的关注,尤其是考虑到“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过去多年困扰中国政府及百姓的难题。分析表明,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供需失衡主要是结构性的,而非总量性的。解决失衡除了增加投资、解决医疗卫生领域的一些短板外,更要深化医疗体制改革。

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

刘哲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改革政策应着力于放松供给约束,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国的很多行业都存在不合理的资格、专营权、价格、数量等方面的管制政策,其中大部分都是没有及时取消而沉淀下来的“短期供给约束长期化”。此次,为了防控疫情所形成的很多“供给约束”都是权宜之策,疫情受控以后应该尽快取消,全面减少行政计划手段对市场的干预,消除计划经济遗留的“沙砾”,进一步放松对生产要素、各行业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约束,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徐林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根据我们的预测,如果假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劳动生产率增速不变,中国生产要素条件变化趋势决定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在未来15年在年均4%-5%之间。在新冠疫情结束后谋划未来的发展,特别是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结构改善,实现更具内生力和高质量的增长,需要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新的努力。我们不能因为疫情的冲击和新一轮财政金融刺激而忽视近年来已经出现的经济增速乏力趋势,而这一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障碍是结构性因素,包括要素条件持续恶化、制度改革滞后两大结构性问题。

田成有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制裁是一部法律规则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法规最具有生命力的象征或保障。没有强制力的规则好比是“一把不燃烧的火,一缕不发亮的光”。“没有制裁,法律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现在来看,在地方立法中,我们对“应当”的规定很多很多,但对制裁的规定却很少很少。如此下去,“法律不长牙”,“法律不戴剑”,太多的“应当”也就形同虚设,发挥不了作用,“好比拿起了鞭子,但从不落下”一样,法律成了稻草人,只管得住君子,却管不住小人。

受访者: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

采访者:王延春

中国已经深深嵌入到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疫情在全球其他国家的暴发将增加中国产业面临的输入性风险。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内外部冲击,疫情带来的短期经济影响很可能演化为系统性的经济风险。中国疫情初期,制造企业停产,造成产业链断供和内部断链,现在国外疫情持续恶化,全球消费下降,连带着中国的进出口下降,美国、韩国和欧洲等是中国重要的中间产品进口地,这些国家的疫情恶化可能会对中国产业链造成再次的冲击。

吴金铎

长城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信息基础设施”这类“新基建”光靠短期大规模投资是无法达到预期目的的,“新基建”大可不必为了当前的稳增长任务而一哄而上。追求投资速度而过度投入和重复建设,很容易造成“新基建”若干年后的产能过剩,当年的光伏产业和“四万亿”之后煤炭钢铁等行业过剩的代价是巨大的。更不要为了追求现阶段的增速而忽略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目标,无视科技领域的短板,毕竟“新基建”很多产业光靠物质资本投入是不够的,国家创新实力的培养不是依靠投资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孙彬彬

天风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

考虑到2月低基数以及复工率的逐步提升,3月PMI本应大幅反弹,52%的PMI表明当前复工率虽高但实际复产率并不乐观,或者也有可能在疫情冲击下大量企业经营在恶化。以PMI生产指数拟合工业增加值环比增速,结合工业增加值定基指数,可以判断3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依然会出现大幅下滑。由环比指数换算的PMI同比指标,依然处于显著负增长区间,也表明当前复工复产状况不佳。

金刻羽

哈佛经济学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终身教授

这次的危机的下行深度,很有可能会和1930年代的经济萧条相似,但其恢复的速度,会比较为温和的2008年大衰退更快。应对这种巨大的经济冲击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作最坏的打算,寄最好的期望。这至少是所有政府为了拯救百姓于真正的经济萧条中所应该做的,而是否会陷入大萧条时期那样严重的情况,关键在于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以及行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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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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