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学者把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看作是对立的两极,导致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研究相互隔离。但实际上两者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作用。政治制度构建一个环境,对人们的政治思维进行限定,而学者和决策者的政治思想影响和推动政治制度的发展。同时,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也有相互重叠的区域,即政治制度中的思想。政治制度思想理论的提出,为判定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依据,认清决策者和思想家的真实意图,同时为政治思想史的编写提供新的视角,也为中国现有的制度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1991年，冯契先生是在处境不是最好的情况下，经过冷静思考后提出“社会价值导向”的。冯契先生是20世纪中国的康德，他是在不能“走万里路”的情况下超越时空，凭着他“读万卷书”的非凡的思维能力，提出“大众导向”的。他是在“大众导向”的实践“成功中有挫折”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因此冯先生这一高见既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又有长远的历史价值。

我们需要改变网络领域的单边主义现状。世界的事要大家商量着办。中国人主张协商民主，在国内国外都提倡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模式是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世界网络空间的治理需要协商民主才能真正做好，因为它涉及到各方利益的调整。我那天对英国朋友也说过，像英国是否脱欧这样的事，如果借鉴中国的协商民主模式，效果会好得多。

“一带一路”倡议能否顺利实施，不仅需要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也离不开域外国家，尤其是域外关键大国的理解和支持。作为塑造中国周边环境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和反应无疑至关重要。作者通过对美国媒体、学界、智库等的考察发现，美国国内虽然也不乏一些理性、客观的声音，但是总体上对中国的意图存在较大疑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拓展国际影响力的战略工具，将为中美之间带来广泛的竞争，并会威胁到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利益和领导地位。美国官方则对“一带一路”倡议采取了选择性回应：一方面，从整体上对该倡议进行“冷处理”，官员较少公开提及甚至有意淡化其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在需要借助于中国的特定领域，则表达了谨慎的欢迎与合作态度。基于美国的认知与反应，作者提出了一些中国的策略选项，包括扭转“观念市场”，引导美方树立“我们的事业”意识；从最易处着手，打造吸引美国合作的示范工程；争取与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对接，避免双方恶性竞争；妥善处理好周边海洋争端，防止相关国家加速倒向美国；坚持市场机制主导地位，为美国等域外国家企业创造平等参与机会；注重与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合作，化解多边阻力和政治风险。

倘若共和党强硬派把以前提倡过但没有被采纳的对华政策建议，重新包装提供给特朗普，他会不动心吗？

正在现代通信物流技术的影响下,物质生产的全球化程度进一步深化,这种变化也伴随着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金砖国家"以市场汇率计算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已从2008年的15%上升为2014年的22%左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2015年该比重将上升至23%。

施特雷克指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这是正确的。然而20世纪的历史表明，在不受我们控制的力量面前，我们并非注定成为受害者。我们可以选择更坏的处境，也可以选择更好的处境。我们应该选择后者。

现代战略观念产生以来,战略研究越来越超越传统的军事领域,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冷战对峙的结束为国际战略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提供了全新的时代背景,当代西方国际战略研究出现了许多新动态、新进展,并呈现出以实现目标与手段的平衡为核心逻辑、以维护国家生存与安全为首要目标、以国家实力的有效运用为战略手段等特点。

东北亚的未来主要取决于以下四个行为体和它们之间的互动：中国在民族复兴目标与保护主权利益的民族感情方面的能力平衡；美国对于中国国力发展的真实态度；日本民族主义复兴的目标以及它与中国和韩国的复杂战略联系；朝鲜的政权稳定和核武器的发展。尽管中美存在竞争关系,但是仍经常在全球治理和其他国际性热点问题上存在着共治和相互依赖的需求。因此,中美竞争的管控是地区秩序稳定的关键。

朴槿惠总统当前的困境，固然有其对权力不当使用之因，但何尝没有因其固化军事同盟而引发半岛权势集结急剧变化和国内民意反弹之果呢？或许，构建何种真正符合韩国战略利益的半岛权力结构，才是朴槿惠总统或韩国未来领导人需要真正面对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