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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张昆鹏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未来十年事关“两个一百年”目标的第一阶段,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必须把握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做到趋利避害。尽管战后的制度设计仍在提供着巨大的稳定性,但是未来十年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表明,世界的不确定性将持续提升。十九大报告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的战略选择,它不仅具有极其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也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确定性力量。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国既要保持战略定力,预为之谋;同时,更要避免战略冒进,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受挫。

孙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外交项目组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丹佛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

中国当前面临的经贸规则形势已经呈现出一种比较严峻的态势。当前与中国相关的贸易争端持续不断,究其原因,除了有他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政策的负面影响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在于中国尚未能适应并实施更高标准的经贸规则,这给予了他国攻击的口实。中国亟需尽快适应高标准高水平经贸规则,避免被排斥在贸易集团之外。

裴敏欣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

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仍处在初期阶段。尽管双方战略界人士都认为两国正走向冲突,但幸运的是,迄今为止美国和中国避免了导致双方长期关系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性冲突。而且,虽然美国政治领导人都认为强硬战略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但他们还没有为执行这一战略制定出具体政策,或设定一个最终目标。更重要的是,即使那些主张与中国对抗的人也存在分歧。两国恐怕再也无法恢复建设性的接触,但它们也许能避免一场破坏性冷战。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一带一路”的实施已经五周年了。在这五年中,中国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也有不足,更有可以改进做得更好的地方。一个巨大的变化是西方对“一带一路”认知和态度的变化。尽管美国和日本从一开始就对此抱怀疑和反对态度,但欧洲国家尤其是德法两国是比较积极的。不过,五年之后,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崛起,冷战思维也在西方国家回潮,一些西方国家因此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具有扩张性质。

保建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贸易战是大国发展竞争与政治权力博弈的产物,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产业链体系的分化与重构。中国需要承担大国责任,采取妥善措施积极应对全球贸易战,以维护世界人民的公共贸易为出发点,制定和实施应对贸易战的持久战略,与大多数自由贸易倡导国结成国际自由贸易统一战线,共同遏制全球蔓延的贸易保护主义。

孙兴杰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

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美朝关系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再进一步,相反,原定在中期选举后要举行的美朝高级别会晤被取消了。朝鲜官方媒体也没有关注美国中期选举以及取消的美朝会晤,特朗普总统则不断强调“不着急”。朝核外交似乎失速了,失去过去几个月中的能量,就像在大海中漂泊的失去动力的船,前进无力,后退倒是可能。可以说,朝核外交处于一个分岔口上,继续向前走,还是回到从前?

黄育川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世行前驻华大使

译:武守哲

我对中美贸易战的思考并不是基于什么技术层面的投资、贸易等等,这些都可以相对轻易地被解决掉,而是二者的经济模式朝着不同的方向在发展,并无趋同的可能。中国决策者们可以从改变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固有印象层面上发力,同时中国必须要认识到,解决中美贸易战需要转换思路,把重点从美国移到欧洲,如何在中欧之间达成更多共识破掉中美僵局。

成帅华

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执行董事、中国及亚洲事务董事总经理

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是好朋友还是危险的敌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确认在本月底的G20峰会上举行双边会晤和晚宴。如果中美不想浪费这次机会,两位领导人就不应当聚焦在(中国)要作出哪些双边的让步和妥协,而是共同领导WTO改革建立新的多边规则。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为美国和中国提供一个空间,以“非政治化的”方式解决他们的争端。

李滨

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西方国家在战后已经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多边主义的协调传统,目的是维护其对世界的制度主导和实力支配。但特朗普意外上台后采取的对华政策虽有“规锁”中国的功效,但其一系列不分青红皂白的民族主义手段有悖于自由主义基础,搅乱了多边协调传统,伤害了盟国的利益。而且,特朗普的个性也加剧了西方国家之间的裂痕。但由于西方国家长期培育起来的共同利益以及内部的协调机制,目前特朗普也在进行调整,西方国家之间开始出现回归合作与协调的动向。

吴正龙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当前,美国行政部门、国会与朝野两党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政策,认为自尼克松总统以来历届总统的对华政策已经失败,中国已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然而,应该看到,目前正在进行的大国竞争与历史上所发生大国竞争并不一样,两者之间存在许多不同。此大国竞争,非彼大国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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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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