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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西方国家的政策牵引力在一段时期内将朝着不利于全球化的方向偏斜。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发展既要做到免受其累,以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也不能采取与全球经济脱钩的政策,而是要利用自身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大国中对外依存度最大的国家,引领今后的全球化并使之于己有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课题组

执笔: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研究员

张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王金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赵福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调研员、研究员

面对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 中国要充分利用大国优势,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主动营造外部环境。同时,要适应中国比较优势转换,充分发挥本土市场优势、人力资本优势、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优势,加快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大力吸引全球生产与创新资源、高端制造与现代服务产业,增强创新能力,培育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确保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薛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

中国应追求什么样的未来秩序?是更为地区性的还是全球性的?与现行国际秩序是什么关系?这不仅事关外界的关切,更事关中国的长远前途与命运。答案是,这个秩序必须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必须与现行国际秩序相兼容;其次,必须具有鲜明的中华特色;再次,必须不超越其能力界限。

王雷

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从2017-2018年看,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四个方面特点:第一,周边大国战略竞争态势持续上升;第二,周边一些热点问题有所降温;第三,部分国家对华态度出现积极转变;第四,中国与周边国家与在推进地区合作机制上取得积极进展。总的来看,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多变,但在可见的预期内,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总体保持相对稳定的格局料将持续。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目前,中美已经举行了6轮贸易谈判。每轮谈判之后,美方发布的官方声明,以及中美声明的对比,都是市场分析人士“信息挖掘”的重要文本。其中,最为抽象,从而也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是“结构性”这个表达。2月6号,特朗普在华盛顿发表演说,当谈及中美贸易谈判时,就强调道,与中国的协议,必须包括“结构性变化”(Structural change)。那么,什么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分歧?

刘贞晔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全球公民社会研究:国际政治的视角》等

全球体系结构和世界发展结构发生巨变,西方世界在全球体系中的传统主导地位面临全新挑战,新一轮工业化进程颠覆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核心-边缘”区位,全球化发展出现大翻转,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后国家主义治理范式强势回归,中美关系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历史性转折,等等。如历史惊雷般的大变局和大转折,等待着我们以超级理性的态度来把握和定位。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40年前,共同的安全关切让北京和华盛顿走到一起,并在建交过程中克服了台湾这个障碍。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极大拓展了中美经济合作。与此同时,两国各阶层人员交往频繁,不仅加深了正面的相互了解,更清楚地认识到双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是多么的不同,尤其是过去几年,中国和美国都经历了国内的重大政治变革。然而,一旦利益分歧与难以妥协的政治价值观相结合,中国和美国更有可能变成长期的战略对手。

埃里克•法恩斯沃思

美国美洲委员会暨美洲协会副主席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拉美地区老练的参与者。对北京而言,关键是要更好地了解在拉美地区活动的独特要求,注意带有地区敏感性的言论和行为。就美国方面而言,应该争取将中国的合法活动纳入更广泛的区域建设,寻求就区域问题进行高级别定期对话,以解决冲突,并在冲突发生前防止困难的出现。这不应该是事后的补救,而应该是两国区域议程中的优先选项。

归泳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近年来,美日两国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竞争日益突显,但又控制在军事冲突的门槛之下,形成了所谓的“灰色地带”之争。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倾向于采取直接行动制衡中国,日本则首先致力于改革国内体制和提升自身能力;美国更重视秩序之争,日本则聚焦于主权之争,这导致两国在利益和政策上出现分歧。“灰色地带”之争已成为中美日博弈的一种新形式,今后可能长期持续下去。中国应该就此提出自己的概念,并围绕案例展开更深入的理论和对策研究。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傅高义本人认为中国更须学习日本,特别是学习日本在发展过程中“做得比美国好的地方”,而不要“学美国不好的地方”。日本人总的来说富而不奢,不像美国人那样过度消费;日本在社会公平与和谐方面虽然不如过去,但仍然比美国做得好,特别是企业内部比较平等。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的确是向日本学习的;或者说,日本是中国重点学习对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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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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