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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起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思想、宪法理论与宪法史、政治哲学等领域的科研教学工作,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

迄今为止人们谈论立宪主义或宪法问题大都局限于一国内部的立宪选择,认为国际秩序问题只能由国际法来调节,而国际法又是建立在国家主权与权力均衡的现实主义理论之上。因此,军备升级,军事同盟,合纵连横,绕过联合国的军事打击,核威胁等手段也便大行其道。在国际秩序上人类目前还未能彻底摆脱适用于动物界的自然法的惩罚。因此,国际层面滥用国家权力的恶习更需要法律制度的有效规范。国际立宪主义的实现需要人类高度的共识、智慧以及践行能力。只有如此,人类才有可能循序渐进地接近这一“现实的乌托邦”。

夏敏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观念变迁应该成为研究当前美国贸易政策调整的关键变量,因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反映出与以往政策的根本性变化。世界观、原则化信念以及因果观念这三个层次的观念通过影响美国公众的贸易偏好和决策者的策略选择在美国贸易政策制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缓解当前中美经济对抗,仅仅有经济上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是不够的,因为观念的变迁将会严重影响经济措施的效果。如何定位中国在现存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如何消解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崛起的困惑与误解,将关系到中国未来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

吉姆·奥尼尔

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原董事长兼英国财政部长,现任查塔姆研究所主席

必须要打一场争夺贸易或技术主导权之战的想法完全契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经济和外交政策的认识。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因为自己落到第二位而感到自我怀疑或信心丧失是很自然的事。但就像全世界在发现美国成为单一最大经济体时所做的那样,美国必须学会克服这种情绪。此外,长期经济增长背后的两大主要驱动因素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其生产率。中国的人口规模远大于美国,因此中国经济的名义规模在某一时点超越美国是顺理成章的事。印度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应对内外困境,当前政策层面已经发出了积极信号。展望2019,如果对内能够切实做到改革“走深走实”,做到竞争中性,向制度改革要红利;对外积极争取中美贸易纷争的缓释,守住中美经贸这一压舱石,则有助于破解内外忧困的局面。当然,即便短期内中美贸易达成一定的协议,也仍要认识到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分歧仍然较大,包括网络安全、地缘政治、技术角力等诸多方面的争端,随时可能加剧,外部形势依然严峻。对此,要格外警惕中美贸易战速胜论,做好中美之间长期博弈的准备。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就,经济上来说,就是对内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的双向开放和彼此间的良性互动,而对外开放是构建在以WTO为代表全球多边体系基础之上的。从文明的视角回看改革开放40周年,1840年以来东西文明的冲突转化为中国与世界文明的融合,而这又是以中美建交为起点的。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中国应该思考的问题,不是中美博弈的短期得失,而是全球秩序的新方位,和自身在其中想要扮演的角色,以及实现的方式。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历史已经证明,不论是解决政府债务危机还是全社会债务危机,解决办法根本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靠经济发展拉动税收增长;靠合理的产业结构获取经济收益、平衡国际收支;靠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去过高的财政杠杆、金融杠杆,减少赤字,约束财政透支,让财政债务与GDP比重平衡;靠经济要素供给总量合理、结构相对均衡,M2、股市、房地产市场、政府债务等指标与GDP的占比保持在1∶1左右。

傅莹

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外交部前副部长

20世纪曾是一个充满战争与对抗的世纪,人们不希望这段历史重演,这取决于当下如何选择。今天的中国面对更严峻的考验,须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中国既需要通过对话协调,也需要通过必要的斗争和竞争,努力与美国构建新型的良性互动范式。中国还需要与各国一道努力,改进和完善全球治理,确保经济全球化不偏离合作、包容的轨道,现行国际体系不重返分裂、对立的局面。

陈子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海洋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张昭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海洋战略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11月26日,美国“钱瑟勒斯维尔”号巡洋舰在西沙海域开展“航行自由行动”。此次“航行自由行动”反映出美国在南海周边海上军事活动两点新动向:军事行动密度提高、挑衅力度不断增强;更折射出其背后的三点战略考虑:挑动南海紧张气氛、推进台海和南海联动、侧面助力中美贸易战。

魏尚进

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与经济学教授

对美国的许多盟友来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对华贸易战的不足之处是它的方法,而不是动机。事实上,特朗普的许多不满也让欧洲和日本感同身受。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需要采取措施改革她的政策。全球贸易要真正实现公平,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也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陈积敏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非法移民与美国国家战略》等

自2017年提出印太地区的战略愿景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逐步将这一愿景转向政策实践。迄今,美国的印太战略已大致确立了总体目标、主要内容、政策支持、资源保障等基本架构,未来应会进一步得到深化与强化。然而,夸大印太战略的前景与影响却为时过早。实际上,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与推进面临着重大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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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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