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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20世纪的国际经济秩序经历了三种主义与两次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替代了“古典自由主义”;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又替代了“嵌入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源于国内。领导国国内经济秩序的调整会扩展到国际层面,并成为国际经济秩序。领导国是国际秩序的发起者、推动者与受益者。由于将国内经济秩序国际化符合领导国的国家利益,世界政治的领导国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将国内经济秩序国际化。

郑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市高校“东方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国际援助与投资,政商关系,和国企改革等。在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专著《治理与外资》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催生了福利国家,发达国家的福利社会体系也被认为是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范本。但维持高福利制度所必需的刚性支出削弱了发达国家应对新的经济危机的能力。在无法继续维持高水平社会保障的情况下,许多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抬头,希望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缓解国内矛盾。新兴经济体国家之所以成为全球化的主动捍卫者,不仅因为它们是全球化的主要获益者,它们还认识到平衡发展的重要性,希望借此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扩展,特别是其中的扶贫减困。

赵通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

新的《导弹防御评估》明确强调发展助推段导弹防御技术、开发可以显著提升反导效率的多目标杀伤器技术、重视在敌方导弹发射前对其进行干扰和阻碍发射的能力、突出可以实现战时反导力量聚集的高机动性反导平台的重要性,这些措施都将进一步强化中俄对自己核威慑可靠性的担忧。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资本造就了全球化,也造就了今天的世界。持续数十年的急速全球化,不仅使得今天的国际秩序变得非常脆弱,而且各国内部的政治秩序基础也动摇起来。如果人们无法应付全球化所造成的这些挑战,无法从内部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就没有很好的理由对未来的命运抱乐观态度。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美国人的自满一直是种危险,但缺乏自信和夸大恐惧同样危险,它会导致反应过度。美国握着一手好牌,而歇斯底里会让美国无法聪明地出牌。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盟友和国际机构这张好牌被放弃了。一些人称赞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说它是迈出遏制中国掠夺性行为的大胆第一步,但他们却没有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盟友也会被加征关税。展望未来40年,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增强,美国的“自由国际秩序”将不得不顺势而变。我们将展开与中国的“合作竞争”,此提法的哪一个方面都不应该被忽视。

孟祥青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王啸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2018年,在各种因素联动作用下,国际安全形势反复震荡。“贸易战”愈演愈烈,大国竞争、对抗加剧,传统安全加速回归,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国际安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全球安全治理面临机制受冲击、理念被动摇、目标难达成等严重挑战。国际社会中改革现有安全秩序的呼声愈加强烈,为新安全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机遇。2018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趋稳向好,多个热点降温。在全球安全治理上不断凝聚共识、锐意改革,是重塑国际安全秩序的关键。

葛腾飞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一般是指美苏之间以核力量为主的战略力量关系上的稳定,这是贯穿整个冷战时期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还是出于冷战的战略需要,美国一直奉行实力地位的政策,缺乏与苏联在政治层面就建立战略稳定达成妥协的意愿,直到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

汉娜·菲尔德舒

2018年对中美关系来说是动荡不安的一年,2019年的挑战也不可能减少。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涉及各个领域乃至核心利益,在多边机构中也有所反映。WTO等现有多边机构的作用,成为表达对全球秩序和国际关系不同看法的替代品。

苏格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双主席、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曾任驻苏里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驻冰岛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著有《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

2018年,国际格局不断发生错综复杂的深刻变化,世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进入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国际格局呈现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但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全球治理赤字愈加凸显。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主要大国矛盾跌宕起伏,地区热点问题走势各异。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严重冲击多边贸易和金融秩序,对世界经济发展前景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国际形势“动中有变”,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庞中英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从1979年起,40年来,中美贸易关系几乎从很低的起点“崛起”为全球经济中最大的一组双边贸易关系;然而,与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贸易关系不同,中美之间居然没有贸易协定!目前,中美试图通过“贸易磋商”治理“贸易摩擦”或者“贸易战”。这次贸易磋商可能会在2019年3月1日前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但这一协议并非《中美贸易协定》。在走出“贸易战”后,为了治理中美贸易关系,两国政府需要早日启动谈判以达成《中美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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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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