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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刚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助理所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不愿意继续承担高昂的成本以实现其大国责任,欧盟则因自身的裂痕而不能发挥应有的领导力,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联合国改革、世界银行改革以及世贸组织谈判等领域逐渐陷入僵局,全球范围内的南北差异、收入差距、数字鸿沟、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过去10年间爆发的美债危机和欧债危机,则进一步限制了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全球治理的能力。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能否填补全球治理的空白?

周天勇

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讲座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既向全球提供不超出国力承受能力、适合中国发展水平所承担国际义务、有限数量的国际公共产品,其他更大规模的则是:贴息需要还本的国际准公共产品、需要偿还本金和一定利润的国际国家产品和中国企业提供的国际商业产品(公共经济上称之为国际私人产品)。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是特定的,规模是有限的,方式是帮助和共建性的,除了还有一部分为国际准公共产品外,大量的是国际国家产品和国际商业产品。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著有《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扩张》《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等

张玉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对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形成重大冲击,中国经济外交相应也面临较大挑战,既需要应对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所带来的经济和外交压力,还需要解决“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所遭遇的诸多风险。展望2019年,全球经济体系仍然充满诸多不确定性,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风险不容忽视。中国经济外交需要保持充分的战略定力、战略耐心和战略远见,稳妥应对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目前,已有124个国家(以及29个国际组织)与中国政府签署了172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算上近20个签署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的国家,以及签署领域合作协议的国家,“一带一路”几乎覆盖所有176个与中国建交国家。美国人秉承“如果不能打败对方就加入之”理念,完全可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这样看来,“一带一路”进入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地区,进入美国的中西部地区,都是值得期待的。

马晓野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理事会成员及创始理事

中美两国间各种交往的基础是经济贸易,而经济贸易安排与其他领域问题本质性的不同的是,经济矛盾是可以通过国家间进行利益交换得到解决的。在经贸关系这块“压舱石”已经成为“有动力的转向舵”的此时此刻,防止这一本质上最容易相互包容领域的矛盾将双边关系整体拖入螺旋式下降实为明智之选。这次两国关系的全面调整始于经贸领域,说明当事者还是有智慧的。

肖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

“一带一路”建设五年来,针对投融资所面临的各类问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开展协商谈判,在金融监管合作、投融资方案设计、债务违约处置、投资保障机制等方面不断探索,但在实践中由于缺少顶层设计,许多方案在实施中仍然存在种种障碍,问题久拖不决,致使资金运转与一些项目推进并不顺畅。大量事实证明,采用拖延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且有可能错过最佳时点。因此,我们必须加快改革创新。

阿里安·塔巴塔拜

兰德公司政治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

摘译:李博冉

不论对朋友还是敌人,特朗普都在施加压力。过去两年中,这一策略看上去给他带来了不少成果。例如,重新谈判北美自贸协议,达成在特朗普看来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新条约;又如,和中国持续地打贸易战。然而,在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这两个问题令核不扩散原则面临巨大挑战)上,“极限施压”策略暗藏风险。“极限施压”要想取得成功,目标必须现实可行,奖惩必须平衡,还不能急于求成。

刘卫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特别助理、研究员,“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环保问题可能是“一带一路”建设项目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关乎成败。一方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不能抱有寻找“污染天堂”之心,而是应当严格遵守当地环境管制标准,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学习与当地社区及环保组织进行沟通的技能,逐步积累共同解决环保问题的经验。

苏培科

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目前一带一路的投资大都是中国国有企业单边投资为主,并遭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误解,若要真正将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落到实处,就得充分发挥市场手段和金融撬动作业,让全球投资者都参与进来共建、共享。建议构建“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指数,吸引国际投资者全面参与其中,弱化“一带一路”的政治属性,强化经济属性,避免被误解为“马歇尔计划”,避免中国单边投资和单边援助,只要“一带一路”坐实后贸易的出口就自然打开了。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著有《大趋势:中国下一步》《中国的文明复兴》《中国的知识重建》《中国通往海洋文明之路》《中国改革三步走》等

刘伯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助理

“一带一路”是一个发展经济学命题,而非一个安全战略命题。“一带一路”不仅不会加深美国的对华战略焦虑,而且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强化中美新兴大国关系的既有纽带,避免两国坠入“修昔底德陷阱”。对中国来说,下一阶段的“一带一路”不仅要继续提高其开放水平、努力让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而且还要把中国自己的对外开放纳入进去,形成发展机会共享、双向互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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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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