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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和美国都拥有核武器,因此双方发生决定性海战的可能性很小。但危险在于南中国海,中美海军在那里的紧张遭遇已经变得常见。两国海军开展合作(而非针锋相对)将会好得多。第一步将是就航行自由的灵活解释达成一致。随后他们可以在国际水域的其他地方合作。20个国家的海军曾经在亚丁湾联合起来打击海盗,这是共同利益让看似不可能的合作伙伴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王江雨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

就两位女主播的总体表现而言,可谓专业、友善、礼貌。翠西的过往主持风格颇有泼辣之风,用词往往非常尖锐,有时情绪激烈,但这次访谈,虽然仍然语言犀利,但态度很平和,没有表现出过强的攻击性。刘欣的个人表现,在语言表达,反应和仪态都无懈可 。刘欣虽然没有表现得气势逼人,但她所展现出来的温和、讲理、表达简练清晰,其实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国际形象。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是一场积极健康的辩论,也为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战提供了理性沟通的一个范例。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G20大阪峰会将是:第一,日美关系等全球主要大国关系的风向标。尤其是,日美贸易和战略同盟关系的风向标。第二,代表全球治理的某种趋向,反映发达世界对待全球化态度的转折性变化。第三,探索支持21世纪的经济增长的新途径。第四,反映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通过G20框架应变世界的深刻变化。

王俊生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

中美两国客观上可能都没有将对方视为敌人的意愿,但如果不能在东北亚安全秩序演进中处理好两国关系,不仅稳定的东北亚安全秩序难以建立,而且地区秩序的持续混乱有可能客观上促使中美关系更趋紧张,这对于全世界而言都将是不利的消息。反之,如果在东北亚安全秩序构建过程中以构建双领导体制为契机推进中美两国战略妥协,这不仅有利于缩小两国秩序观差异,而且有利于实现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和平共处。

朱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IMF原副总裁

徐钟祥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

韩绍宸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研究专员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并没有发生全球范围的去杠杆。在全球增长的债务中,主要由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的增长为主,发达国家在政府债务增长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私人部门债务的增长主要是来由新兴经济体驱动的。全球债务上涨聚集了巨大的风险,同时增加了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付息成本,部分国家债务负担较为严重,偿债压力较大。债务高企、经济增速放缓和利率进入加息周期的基本格局决定了世界金融市场正在进入债务风险“灰犀牛”阶段。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

在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之际,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原锅炉部负责人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出版了《美国陷阱》一书。问题的焦点在于皮耶鲁齐所称的“美国陷阱”,一种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法律陷阱,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法的治外法权和域外管辖权。皮耶鲁齐概括了这一陷阱:“这是一场法律战争.......利用法制(法律)体系,将敌人——或被‘锁定’为敌人的目标——塑造成违法分子,以此给对方造成最大程度的损害,并通过胁迫手段迫使其服从。”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皮耶鲁齐陷阱”。

夏春

诺亚控股集团董事总经理,首席研究官

从去年1月美国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加征关税开始,到今年5月10日美国提升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水平,特朗普一共挑起了七轮关税冲突,而中国、欧盟、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相继进行了关税反制(值得一提的是,印度虽然也威胁报复,但时至今日已经七次推迟),这给大众留下一种很强的印象,关税反制是贸易冲突发生之后常见的,而且理所当然的报复性手段。然而,这种报复性反制的经济后果到底如何,即使经济学界也知之甚少

王逸舟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际政治研究》杂志主编

未来中国的成败更多在内不在外,中国的全球影响更多在于能不能打造国内“仁的社会”。外交如果离开了国内的政治体制,离开了现阶段的社会发展需求,离开了国内民族构成的复杂性及其挑战,离开了现时期百姓所思所想所求,外交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已经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政治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关系等很多领域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而中国要成为一个全方位“智的大国”,在很多机制、观念问题上,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譬如对NGO的管理、对智库角色的定位、对网络作用的认知等。

王健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自从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全球政治环境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传统安全议题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突出表现为中美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另外一个重大变化是,各国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上升,并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影响欧洲、美洲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的政局。从未来5—10年走向来看,国际政治将继续呈现竞争与合作并存态势,但竞争特别是大国竞争将显著加剧。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

中美之间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十年的“新常态”。对中国经济来说,真正的风险是被隔绝于世界之外。中国应当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基于对等原则向外国企业提供国民待遇,继续向国际贸易和跨境双向直接投资开放经济。这有助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变得更加高效,国家变得更加强大,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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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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