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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特里·特列宁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

近来,美国挑起了和中国的大国竞争以及和俄罗斯的对抗。与此同时,中俄关系从和解走向友好:两国虽然不是正式的同盟,但有着基本相同的世界观,并且在具体政策上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导致上述联盟重组的原因是,冷战后没能形成一个可以包容所有主要大国的世界秩序。这也暴露了单一霸权国主导秩序(即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局限性。如今,历史上典型的大国竞争再度出现。美中和美俄之间的敌对可能会不断加剧,直到形成一个新的均势。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过去五六年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就,但也有欠缺,即在战略阵线不免“蹦”得过高过快,在贸易阵线如前所述少有作为。其结果,是在我们的对手的“劣根性”和严重病变之外,终于参与作用,将它们“动员”了起来。今后一段时期的紧迫任务,可以说是依据有张有弛、“进两步退一步”的常理,用五六年时间实施新形态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即够大幅度的战略态势收缩和贸易调整奋进,以求在相当程度上使中国的对手回到被“动员”以前的较松垮状况,然后再谋求新的显著进取。

沈国兵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院教授

特朗普秉持“极限施压”价值观,通过经贸摩擦对中国施压的手段主要有:进口关税手段,继续维持和威胁对中国提高或扩展进口关税;技术遏制手段,不断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遏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定罪汇率操纵手段,美国将在贸易协议中强行加入汇率规则,并施压中国单方面承诺货币不贬值;重构贸易新规则手段,不断拉拢和汇聚多方力量,意欲重构全球贸易新秩序,将使中国经济处于严峻的不利形势。据此,我们提出了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新动向的五条决策建议。

张广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日美贸易摩擦是二战后最具代表性的国际贸易摩擦。日美贸易摩擦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持续长达半个多世纪。日美贸易摩擦不但所涉及的产品最为广泛,几乎覆盖日本经济发展每个时期的主要产业或产品,而且延续的时间也较长。虽然昔日日本面对的日美贸易摩擦形势与今天存在许多差异,但其中却有着极为相似的一面,即昔日美国发起对日贸易摩擦是为了压制日本的崛起。在日方应对贸易摩擦措施中,部分经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李向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全球化所引发的负面效应是客观存在的,但这种负面效应被民粹主义夸大和扭曲了。而特朗普政府恰恰利用了民粹主义的诉求来推动反全球化运动,一方面为了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为了继续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阻止新兴大国的崛起。在这种意义上,特朗普政府寻求的是“再全球化”或构建新型全球化。未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倡导构建新型全球化,但目标和方向是不同的,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将取决于这两种新型全球化模式的博弈结果。

田士臣

国观智库副总裁兼国际军事行动法研究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

如何客观看待当前中美关系?这是一个“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问题。外交、军队、智库等各个主体本应各司其职,而不是越位思考其他主体应当做的事情。学者应当保持独立思考,而不是只做简单的传声筒,或揣测机关意图做符合政策的宣介。军队就是打仗和准备打仗的,其思考定位自然是基于最坏的情况做最充足的准备。如果军方臆想一种良好的中美关系做军事上的准备那结果可想而知。外交是负责制定政策的,其本质工作就是做各种沟通和交涉,如果从事外交工作的天天喊打,也无法收到良好对外效果。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学界对网络空间安全中威慑概念的理解,通常较为困难和晦涩,因为我们的思想仍局限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原有威慑印象之中——比如那种来自于大规模报复性核攻击的威胁。但这种类比是具有一定误导性的,因为核武器的目标旨在将威胁方进行完全的压制和制止。而网络空间安全中的威慑更像是一种犯罪:各国政府只能有限地阻止它。而不能有效的禁止。

白洁

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

苏庆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CPTPP可谓是在美国退出TPP之后,另起炉灶的成果。TPP成员国占全球GDP总量的40%,而CPTPP则只占逾13%。不仅经济总量缩减,而且为了更好、更快地达成协定,条款内容方面也瘦身了不少。但CPTPP毕竟是已经正式生效的FTA,将要对中国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不像原来的TPP,还存在生效与否的问题。而且CPTPP毕竟依托TPP,其规则依然是最高标准的FTA,规则层面的影响依然巨大。

李开盛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日韩应该利用三国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特别是第八届峰会这一契机,但其视野与努力不应该限于这次峰会。特别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三国有必要认真探讨如下问题:在朝核问题上协调三国的意愿,推动美朝会谈并取得进展;探讨三国在政治与安全领域采取相互信任措施(CBM)的可能性及其具体安排;以政治意愿推动中日韩FTA早日达成协议、巩固三国命运共同体;落实并巩固有关主权争端管控的共识与沟通机制,逐步做到领土问题处理“去政治化”,以免受民族主义、国内政治变动等因素的干扰等等。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加快“走出去”,而美国也很难再次走向“孤立”,因此,两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迎面相撞实为必然。美国既没有能力和办法来改变中国,也没有能力和办法来围堵中国,未来的中美关系可能呈现出“一个世界、两种体系”的局面,即存在着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都具有开放性,具有一定程度的交往,而一些国家和美国交往多一些,另一些国家和中国交往多一些,更多的国家则是两边都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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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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