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袁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领域: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战略与安全、亚太安全等,著有《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等
中美关系有可能沦为技术官僚的一项应景式工作，被情绪化所主导，被“第三方”牵着走。果如是，那美国离犯第三次战略错误就真的不远了。这正是当下中美关系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陶短房
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纵横周刊》非洲问题研究员
在美国，理直气壮地谈“为反恐必须限制某某”并不会触犯“政治不正确”的忌讳，谈“大熔炉”、“美国梦”则更是“美国政治正确”的典型。与之相比，在欧洲谈论相关话题都很可能成为众矢之的。
孙皖宁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
苗伟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现在，相当多的赋权和维权事件还是从市民社会的角度出发，是城市中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从事的业主房地产、环境污染维权，等等。对于农民工，他们在城市根本没有不动产，房地产维权对他们来说很远；而对环境维权等议题，他们连工资都发不下来，饭都吃不饱，所以更和他没有关系。
陶短房
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纵横周刊》非洲问题研究员
这一切都源于所谓“特朗普主义”，这个“主义”特朗普本人没有、大约也不屑主动去提炼概括一番，而在许多分析家、观察家眼里，则意味着一种反对自由主义原则、希望重新诠释平等理念、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要求重新反思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以及“美国不再担负世界的责任，世界也别来烦美国的事”的孤立和不干涉主义。
何建宇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为什么农村基层治理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这一轮舆论的高度关注，会不会又成为全面改善农村基层治理的转机呢？如果把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和对出路的探索，放到一个更加宏观的时空背景下，将会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彼得•弗兰科潘
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
也许是我们这些西方人自己走在了偏离自由民主的轨道，背离了我们好不容易才学会珍惜的这些价值观——如果我们忽视我们所在的这一轨道，将会付出惨痛代价。比起25年前那些充满希望的岁月，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与遥远的过去反而有更多共同之处。
李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公开透明是现代政府治理的基本理念，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遵循的原则。与发达国家的“金鱼缸”透明相比，我国的政务公开工作在诸多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各级政府透明问题已成为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一个突出障碍。
刘志彪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部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缺少工匠制度还是表面化的解释，制度背后的相互作用的文化，才是缺乏“工匠精神”的深层次的原因，即支撑工匠精神的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缺乏和必须重构的东西。
李佐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资源与环境、人本发展理论、宏观经济和中国走势等,著有《人本发展理论——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等
改革需要策略和智慧，一方面需要推进全面改革，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所侧重，需要牵住改革的“牛鼻子”，即优先推动重点和关键领域改革，以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或事半功倍的效果。政府与市场关系确实是统率改革的关键，抓住政府与市场关系就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政府与市场都有可能失灵，最好是各自扬长避短、相互协调。
冯仕政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法律社会学,著有《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等
许多官员把城镇化理解为一种设施和人口的增长过程，倾向于用设施和人口的增长去衡量城镇化的水平，而忽视城镇化的中心任务应当是为民众提供一种可选择的、适宜的生活方式。如果秉持这一理解，就应当把人摆在城镇化进程的核心位置，把保障和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作为城镇化的中心目标。
房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青少年政治社会化问题,著有《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等
当代的政治发展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当代亚洲政治总体上属于工业化时代的政治。为什么同属亚洲的不同国家（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出现显著反差？“快亚洲”与“慢亚洲”差别的原因是什么？亚洲国家（地区）工业化进程差距与相关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有何联系？这些就成为亚洲政治发展研究中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斯蒂芬·G.布鲁克斯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系副教授
威廉·C.沃尔福斯
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系教授
翻译:听桥
为对抗中国主张其海事权利，奥巴马行政分支的选择是实施所谓“航行自由”操作。但是，作为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下国际秩序的领导国家，美国还有其他很多选择。为令中国承担局势升级的责任，美国——其盟友甚至更为妥当——可以偷师中国，在该地区扩大进行半官方的研究性航行。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共服务体制、政府转型与政府自身建设、危机挑战改革,著有《迈向新体制——中国经济转轨时期若干改革问题研究》等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某些政策和体制，带有激励工业发展、抵制服务业发展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十三五”推进服务业主导的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着多方面结构性矛盾的挑战。为此，加快推进投资、金融、财税、教育等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改革选择。
王志雄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总商会会长、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统计学会名誉副会长
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的过程中，“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切实加强和推进品牌建设战略，是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郑良芳
中国农业银行研究部兼体改办原主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金融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银行计划、经济与金融发展、金融体制改革
借鉴世界合作经济发展和帮助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经验，对推动我国合作经济加快发展、帮助贫困群体脱贫致富，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研究课题。
翟云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副教授
“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的出台，给“互联网+政务”带来了空前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引领未来中国电子政务乃至政府治理转型的发展方向。剖析“互联网+政务”面临的挑战性问题及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亟需树立的思维变革，找出实施“互联网+政务”战略的推进路径。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