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门洪华
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大战略理论、大国战略比较、中国战略思想史研究,著有《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等
中日两国既高度相互依赖，又在诸多领域竞争加深，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日本对华战略以国内政治重塑为基础，以日美同盟强化为支撑，以对华围堵为侧翼。当前，中日关系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逐渐出现和缓迹象，防止中日恶性冲突的底线开始铸就，但中日和解之路依旧漫远难期。
储昭根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
中国历代国家安全形势造成了重视陆权、轻视海权的传统。随着中国的注意力由传统陆权转向对海权的经营，随着中国海军战略正在向“近海防御、远海防卫”转变，中国正当、合法的经营南海行为，却似乎让一些人“群情激愤”。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更是引世人注目。
王桂新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学位委员会主任,研究领域: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等
潘泽翰
加拿大莱斯桥大学地理系与人口研究中心博士后
中国人口迁移分布具有什么属性特征？为什么改革开放30余年来频繁、持续发生的人口迁移都未能明显改变中国人口分布的宏观格局、胡焕庸线依然稳定不变？作为人口变动最活跃、对人口分布影响最大的人口迁移与人口分布有什么关系？未来人口迁移能否改变中国人口分布的宏观格局和胡焕庸线？本文拟以省为基本地域单元，利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力求比较系统地分析与回答上述问题。
孔翔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
我国在高新区建设中，一贯重视引进高校资源，不少高新区选址于大学周边或与大学城同步建设，从而为促进高校与高新区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地理上的邻近却未必能促进创新文化的合作建设，而由于缺乏共同的创新文化理念，又常常阻碍了高水平的合作创新或创新成果产业化。因此，无论是为提升合作创新或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效率，高新区都有必要与高校合作推动创新文化的提升，从而成为创新的“粘滞区域”。
杨成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研究》副主编,研究领域:俄罗斯及大国关系、中俄毗邻地区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亚问题等
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困境与挑战是常在现象。在相似的有利环境下，错误的议程设置会使其至少错失良机，甚至导致国家脆弱、衰败和一蹶不振，而正确的议程设置容易让它顺利发展、兴盛。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著有《新乡土中国》等
《三农中国》
一旦不再有保障性的城乡二元结构，一旦作为农村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的农村宅基地、住房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当作了财产，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易，以“有效实现”农民财产权，则进城失败的农民就失却了退路。
裴宜理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燕京学社社长,研究领域:中国近代以来的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研究、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著有《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等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改革年代采取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使得中国的崛起如此之迅速，然而却并非一帆风顺、完美无瑕。改革进程中的诸多问题给政府的治理带来了各种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执政党在相应的领域实施了应对政策，以期保持其治理的有效性。
周根红
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研究领域:文学与传媒、影视艺术与文化传播、媒介文化等
在网络文化的喧嚣和嘈杂之中，网络群体以亚文化的社区相互结合，表现出对主流文化的抵抗、颠覆和批判，容易丧失普通人的社会责任感，缺失对社会的担当。置身其中的群体因这个文化圈所特有的性质常常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很是困惑，这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规范。
夏澍耘
中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之“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第一核心要素和基本运作形式，也是达成协商民主的必由之路。“协商”的基本含义是指各参与主体通过平等真诚的讨论和对话，共同参与公共决策与国家治理，以求同存异、维护整体利益为原则，既尊重多数也照顾少数，既关注结果也重视过程，在相互理解和充分沟通的基础上达成最大共识。
胡应泉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开始在农村开展村民自治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需要在村一级的治理系统中进行配套的改革,理顺党政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同时还应当适时地推进乡镇这一级的基层民主进程。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著有《中国改革三步走》等
“增量改革”是很重要，但“增量”的方式也很重要。蛋糕一直在做大，但分配得越来越不公平了，也是不行的。中国肯定会保持发展，蛋糕会越做越大，发展依然是硬道理，但问题是要什么样的发展？如果发展过程中，不公平越来越严重，就会出问题。
唐黎明
安邦集团合伙人、高级研究员,财新网专栏作家,擅长城市战略、区域经济和公共政策研究
如何在城市管理领域取得突破？最重要的是转换思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控思维，转向市场经济时代的服务思维；从疲于奔命的城市末梢管理，转向供给层面的源头管理。
谈火生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20世纪民主理论、政治思想史,著有《民主审议与政治合法性》等
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如何切实推动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在政府治理范畴内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实践，仍是一个有待破解的难题。在这方面，国际上有一些成熟的经验，国内也有一些可贵的探索，如何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政策协商机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罗豪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
周强
致公党中央研究室干部、法学博士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离不开软法之治。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既要包含硬法也要包含软法，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的建立要求硬法软法协调共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也要求大力发展软法理论。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研究领域:理论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现代公司治理
既然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推进改革，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防止，财政部的研究所所长刘尚希最新提出，就财政部的情况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落实三中全会的改革规划存在这种趋向，文件发得太多，他叫“冰上开车，空转”，第一个文件还没有学完第二个文件又来了，没有时间消化和落实。
朱静辉
温州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城乡社会转型、城镇化与农地制度变迁等
本文分别从社区的学术史演绎和政策行为社区的双向过程中对农村社区进行梳理，以助于我们澄清概念认识上的误区，借以对政策施行过程中的农村社区进行某种学理与实践的反思。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