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郭定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现代中国政治、现代东亚政治与国际关系,著有《多元政治》等
当前的智慧城市建设研究比较偏重于互联网的广泛运用、大数据的综合开发、新能源的大量普及、机器人的全面上岗等可能对城市的软硬件系统重构产生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说，这反映了一种物质本位、技术本位、管理本位的智慧城市建设路径。
汪新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与社会心理学、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理论
信任修复从来都是一个困难而复杂的过程，在全社会信任危机的背景下，医患信任的修复更不可能一蹴而就。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探讨医患信任的修复方案，可以使我们看到有更多的事情可做，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做——不是机制体制和政策法规的改革做好了，医患关系就会立刻自然而然地好起来。
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基层政治、乡村治理研究,著有《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等
阅读“满铁”调查资料需要具备一定的日语能力，但无论原始资料还是国内出版的影印版，都让中国学者望而却步。另一方面，本土研究始终缺乏原创性，老是抱着外国学者的书来读，就容易进入对方的思维框架。正是基于危机感与使命感，我们产生了将“满铁”调查资料翻译成中文的想法。
翟学伟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有《中国人的关系原理》《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中国人行动的逻辑》《中国人的脸面观》等
快速流动的现代社会能否自然地容纳并发展基于稳定互动而产生的信任关系？现代社会的特征就在于个体所面临的许多社会关系都产生于地位平等又有不同诉求、同时有着合作需要的社会个体之间，因此迫切需要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可以让人放心的信任关系。此时的“朋友”就泛化为社会的普遍他人，也就是彼此并不知根知底、但基于生活或工作需要而不得不共同合作的陌生人。
李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著有《积极自由的悖论》等
黄宗羲的民本思想赋予了“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很高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发展的顶峰。然而，与西方的民主理论相比，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在“谁之主权”、“谁之法律”以及“民主议事机构的设置”三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与现代民主理论有着根本区别。
于凡
凤凰国际智库助理研究员
在海外动乱频发的地区，中企人员和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是基本的要求。在利比亚内战、叙利亚内战期间，中资企业的损失和教训仍历历在目。而在近日非洲南苏丹发生战乱时，中资企业进行有序、有效的撤离，避免了人员损失，这样的经验值得借鉴。
万昌华
山东省泰山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法律制度史、世界近代史及文化史,著有《郡县制度比较研究》等
雅典帝国当时有贵族派与民主派之争，二者之间有执政轮替，有朴素政党政治存在，该问题在此也有必要论及。它与联邦体制一样，也是独裁专制制度的克星，并且也是后来欧美当代重要政治制度之一——政党政治的先驱。
刘云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广泛发展，70年代以来，土耳其的伊斯兰政治经历了许多变化，这从繁荣党和救国党之间的差异中可以看出来。本文拟探讨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这种变迁。
方雷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地方政府与政治、中东欧政治发展,著有《政治科学研究方法概论》等
李优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从学理逻辑而言，政党执政方式指政党获取、运用和监督国家政权尤其是中央政权的基本方式；从实践逻辑而言，政党执政方式是执政主体、执政客体及二者的连结共同构成的有机体系，也是政党的执政本质、执政职能与执政环境等要素系统运动的必然结果。中共的执政方式的现实转向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其执政理念逐渐聚焦到构建依宪执政的制度路径，民主与法治也日益成为党的执政方式改革的核心方向。
何茂春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田斌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国际安全问题不可忽略，但也不必过分夸大。今日中国的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足以让中国有信心、能力、时间和经验因应各类安全问题，而且有条不紊、有张有弛地处理安全问题，以最小的代价、以令人信服的方式，立足长远地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
金中夏
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执行董事
本文回顾了当前全球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谈判现状，并分析了多边框架和区域框架之间的竞合关系。本文认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和美式BIT（2012范本）代表了当前全球贸易投资谈判的最新趋势和进展，这也导致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处于重建之中。文章认为，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本质原因在于全球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而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演进和重构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供应链相关的规则，二是海外市场规则。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TPP谈判对中国的收益与挑战，并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构建应有全局意识和前瞻性思维，应全面参与全球贸易投资谈判。
黄大慧、朱锋、刘军红、胡继平、林利民
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安倍再度担任日本首相后，对华摆出一副对抗的强硬姿态。安倍政府不仅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死磕”中国，还在国际上针对中国开展“舆论战”，渲染“中国威胁论”，试图在中国周边构筑所谓“包围网”。另一方面，安倍政府又隔空喊话，不时发出希望与中国开展外交对话的声音。最近几个月以来，特别是随着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的日益临近，日本方面更是表达出对实现中日首脑会谈的强烈意愿，甚至展开了“积极攻势”。安倍政府的对华态度由“强硬”转向“温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劳伦斯•萨默斯
美国前财政部长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负责任的民族主义——按照这种理念，各方都理解，国家应把增进本国公民的经济福利作为首要目标，但在伤害其他国家公民利益的能力方面受到限制。对国际协议的衡量标准将不是一体化程度有多么高，或者打破的壁垒有多少，而是公民是否被赋予了权力。
吴晓刚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研究领域:社会分层与流动、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基线数据，分析了家庭背景、重点中学、高考招生制度如何共同作用，以将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分配。研究发现，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过程中，中国的高等教育依然呈现非常清楚的社会分层模式。
伏晴艳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的副主任
当前，上海是全球大都市中，工业强度、人口密度和移动源集中度最高的城市。除了要进一步严化排放标准、狠抓末端治理，更需要进一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开放性思路的转变，才可以达到最终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体有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张桂金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张东周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80后”“90后”群体的职业阶层已经显著地受其祖代职业阶层的影响，祖代职业阶层越高则孙代职业阶层越高；父代职业也显著正向地影响孙代的职业阶层。此外，尽管教育因素无论在哪个世代都是个人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阶梯，但教育获得本身也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祖代职业阶层、父代职业阶层及父代教育水平越高，孙代教育成就越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