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任宇 陈永广 朱帅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坚持多边方式推动谈判，强调谈判的透明度和包容性，对推动谈判的各种方式持开放态度；团结发展中国家，加强与新兴经济体沟通与协调，共同提高减让水平；坚持要求发达国家在谈判中必须顾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当前存在的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利益分配格局必须作出改变；强调世贸组织是一个解决贸易争端的平台，应通过技术渠道而不是政治渠道避免贸易争端升级。
丛晓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王铮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
当前，采用计算机模拟对民族关系进行研究的相关成果仍很鲜见，本文试图通过基于自主体模拟（Agent-based Modeling, ABM）的方法来研究民族纠纷调解过程中权威不同程度的利益倾斜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识别潜在民族冲突存在的空间格局，并使这一探讨能够为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瞿强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总结了我国开发性金融的实践，并从制度供给和需求这一角度解释了开发性金融的内在理论逻辑：我国处于转型之中的经济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决定了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政府承担了更多的经济职能，由此形成了介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业务，成为开发性金融的需求；国家开发银行利用政府的组织优势、我国的高储蓄率和地方政府竞争制度，进行了一些基于市场的金融创新，成为开发性金融的主要供给者。从这一理论逻辑出发，并借鉴国际政策性金融的经验，本文进一步探讨开发性金融未来的发展趋势、业务边界和监管改革。
孙涤
加州州立大学教授
如果说特普朗（川普）出其不意的崛起、英伦始料未及的脱欧、伊斯兰国及其推动的层出不穷的恐怖袭击，成为全球性逆动的风信标的话，那么这些征兆背后的大趋势——各国正谋从国际合作退缩，收缩各自所抱的“团”，回归到“主权国家”的“身份认定”的范围，甚至在国内的族裔集团之间继续分化。
刘玮 邱晨曦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霸权国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霸权国主要通过授权国际组织和签订双边协议网络两种方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形式的转变，是霸权国调整国际体系公共利益和霸权利益之间关系的结果。当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条件恶化时，霸权国通过缔结双边协议网络临时替代基于委托—代理的国际组织，收缩国际公共产品的惠及范围，增加国际公共产品的排他性，捍卫霸权利益。在60年代的国际收支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美联储通过货币互换协定网络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救助机制，成为危机中的国际最后贷款安排。通过国际最后贷款供给形式的转换，美联储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救助美国金融利益和战略价值覆盖的国家。
陈志武
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从社会稳定和基本的人道角度来讲，只要消费分配结构不至于太糟糕，再通过发展金融、政府推出福利和社会保障项目，使得底层的人能活得体面一些，那对于收入差距、财富差距、消费差距的担忧都不是问题，但是因为权力、关系造成的不平等则是不可接受的。
周天勇
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工业化阶段的结束使制造业增长乏力，其投资收缩；城乡人口、土地、资金双向流动不顺畅和要素利用不能盘活；服务业领域体制障碍很大，投资不能正常进入；同时新的增长领域，没有被开拓。引起这样大格局变化的基础因素，是人口增长速度和结构的剧烈变动及人口市民化的长期受阻
钟伟
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货币刺激大行其道暗示着各国回避根本性的收入分配，偏离有意义的制度科技创新太久太远了。如果中国能解决好自己的内部问题，不去轻易犯下明显的政策失误，那么，中国方案才能为国际社会所认知，中国故事远未结束。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爱国主义即便是一种自爱的衍生物，也未必要走向极端的排他性。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也完全可能与国际正义的原则共存。无论是对于个人、家庭还是国家，在道德上可谴责的不是自爱本身，而是损人利己。
吕嘉健
曾任广西梧州师范学校科研处主任、副校长、梧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毋庸置疑，现代是一个“权力式微”的时代，不仅仅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特别是“知识的权力”或曰“真理的权力”，再没有道统专制的市场。这是一个大众民主占领公共理性广场的时代。
邓聿文
中国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韩国学者对中朝关系的真实状况表示怀疑，认为中国不会放弃和朝鲜的特殊关系，因此也就不会真心制裁朝鲜。而如果中国不真心制裁朝鲜，联合国对朝制裁就没有效果，所以中国是对朝制裁最关键的一环。
特德·卡彭特
美国卡托研究所国防与外交政策学会副会长
台湾海峡就像是一个正在倒计时的定时炸弹。台湾人民似乎更想将他们的未来与中国大陆切割开来，而中国政府则下定决心要在将来实现两岸的统一，其耐心也是有限的。现在我们很难判定结果究竟会如何，但是若不尽早从这个日益危险的关系中抽出身来，当这颗“定时炸弹”爆炸时，美国终将为其所害。
约瑟夫·施蒂格利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有《公共部门经济学》等
眼下，每个欧盟成员国政府都必须将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作为其最优先的目标。更进一步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会有多大帮助。而且人们应当停止将目标与手段相混淆：举例来说，在管理得当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可以带来更大的共同富裕；但如果管理失当，它将令更多人（可能是多数）的生活质量下降。
吴海燕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戴瑞卿
河北北方学院
针对广告乱象的建议：首先是政府研究和管理方面，这是整治当前乱象的基本手段，起着最为有效的监管作用；其次是社会舆论和道德监督，这种监督方式能够提高广告的和谐度。最后要求广告设计与时俱进，这是基于时代发展的趋势提出的，在长期看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简而言之，新型城市户外广告乱象治理方式还是存在着多种可能。
周显坤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博士
在过去，竞争性地方政府被认为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有巨大的助力，而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这一模型将趋于崩解，由于竞争的负面影响超过了正面，“十三五”规划提出区域协调、人地挂钩、差别化考核等新的调控目的和手段，透露出国家将加强宏观调控的趋势，竞争格局开始崩解。而这也预示着国内城市间的竞争将相对减弱，形成更明确的分工体系。
和红
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由于失能老年人长期护理成本居高不下、供需失衡等现实状况，为失能老年人提供社会化的长期照护体系成为社会的紧迫议题。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体系的建构较为复杂，它不仅需要社会保险制度所需的缴费、支付、基金运作、监管等要素，更需要一系列的组织和专业技术人才提供专门“照顾”和“护理”服务，具有跨行政边界、长期性和利益相关主体多层次性等特征。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