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严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近年来，在“基地”组织大肆煽动和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下，以“独狼”恐怖袭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恐怖主义新生态逐渐成型。与有组织的恐怖活动相比，“独狼”恐怖袭击突发性更强、防范难度更大，被美欧多国视为其本土面临的最大恐怖威胁。
杰塞克•罗斯托夫斯基
波兰前副总理、著名经济学家,著有《21世纪政治经济学》
为何民粹主义在经济较好的英国和波兰盛行，而在经济较差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反而没有能够占上风？
罗建波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
中国外交要真正赢得话语权，提升软实力，最根本的是必须拥有能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
对道德根据的回答，重要的是两大派，一个是义务论，义务论认为像不可杀人，不可欺诈，不可盗窃，不可奸淫(强暴)，这是“四不可”，就像康德说的，是绝对的命令，是可以普遍化的。而效果论(后果论、目的论)认为要通过目的结果来证明，比如功利主义，这是通过结果来证明。
王若磊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治理走向“现代”，一个重要维度是恪守程序正义。程序正义要求，一是要凡事讲程序，必须恪守法定流程，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人的财产和自由，此谓“正当程序”原则；二是程序本身要公平、无偏见，任何人都有获得听证、不自证其罪的权利，此谓“自然正义”原则。
洪恺
《文化纵横》特约撰稿人
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对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的强硬态度，对社会文化的保守倾向等等，让中国的这些年轻人产生了共鸣，不自觉地把这些态度投射到国内议题上，从而产生了“移情”的效果。中国部分年轻人对右翼思潮的这一“同情心”，以及全球青年议题上的某种“同构性”促使人们思考，这种态度还有哪些表现？其吸引力究竟来自何处？
蒋高明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保护耕地我们需要行动，但多年来我们对耕地数量重视有加，而耕地质量保护一直处在“冷宫”。耕地，只有数量与质量并重，粮食才能够真正安全。所以，保护耕地，数量是硬道理，但其质量再也不能是“软”道理了。
Seth G.Jones
兰德公司国际安全与防务政策中心主任
由于“萨拉菲吉哈德运动”趋向分散，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其中各个组织的意识形态和目标。多数萨拉菲吉哈德分子认为，早期穆斯林堪为后世楷模，他们的信仰、虔诚、举止投足、礼拜的方式，以及对核心伊斯兰教义的理解，都应该为后世所效仿。
张民省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老龄化与社会保障
我国不能依靠发展商业保险化解未来人口高龄化带来的护理危机，而应因地制宜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达到老年人普遍需求长期护理服务的“广覆盖”目标。
史晓浩
山东省建设发展研究院社会评价部主任、助理研究员,社会学博士,研究领域:新型城镇化、城乡社会学研究
雷刚
山东省建设发展研究院
城镇化带来的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是传统乡村社会治理变革的有效载体，它创新性地融合了“村民自治”与城市社区治理两种模式，建立起融通城乡治理的“双轨制”，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薛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中国对外战略、中国外交、海洋政策、能源政治
仲裁庭的做法有违法律审慎原则，体现了国际法学界少数人的法律扩张主义与法律激进主义偏好；仲裁庭在形式上尽力做到公正，但裁决没有体现公正原则，明显带有“严厉惩罚中国”的痕迹。
温建钦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
中共领导的农民协会、工会等基层社会组织，真正推进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工农群众及人民代表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是近代社会治理民主化的典型。
俞祖成
日本同志社大学综合政策科学研究科助教
在我国，随着政府购买规模及受益人群的不断扩大，政府购买服务已不仅是各地进行的制度创新探索，而是逐渐成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常规性政策安排，并基本构建起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政策体系［8］。然而，目前的制度建设仍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导致对政府购买服务的规范效力有限。对此，日本经验能够为我们带来何种启示？
张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非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领域:大国对非洲政策、亚太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等,著有《美国思想库与一个中国政策》等
蔺陆洲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与成熟的民主国家相比，非洲国家往往出现选举失利者不接受选举结果的情况即“输家政治”，西方学者多将这归因于非洲自身原因特别是族群矛盾或冲突。作者运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1960?2012年间非洲大选中的输家政治现象，得出了不同结论。
金玲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部副研究员,研究领域:欧盟一体化、中欧关系以及欧盟对非关系
自2011年西亚北非动荡以来，欧盟加大了对周边国家“民主转型”的支持力度。然而，随着动荡的持续加剧，欧盟自身越来越不“安全”，尤其是恐怖主义的侵袭让整个欧洲神经紧绷。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开始调整其周边政策，淡化意识形态，秉持“利益交换”原则，与周边国家发展更加务实的伙伴关系。
张海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研究员
处于转型期的G20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从应急性机制向常设性经济治理机制转型，二是从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平台向更为综合的全球治理平台转型。转型期的G20面临三个方面挑战：协调效率、落实能力和领导力。本文结合G20转型期的挑战以及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风险，分析了G20杭州峰会应该如何应对。结合杭州峰会的两个关键主题增长和发展，探讨了中国在推动G20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可能贡献。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