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韩立群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助理研究员
受内外部各种因素影响，近年来东亚地区合作与较量相互交织的现象更加突出，各种矛盾和问题将地区合作又一次推到十字路口上，经济与安全合作下一步向何处走应引起特别关注。
王刚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借鉴国际经验，我国一方面应尽快构建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如果任由“一行三会”延续以往“跑马圈地”式的立法模式，将造成金融消费者保护这一金融法律“处女地”在立法和执法环节出现大量新的矛盾与冲突，并显著提高未来推进统一立法过程中的协调成本。为此，建议国务院法制办组织制定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行政法规。
商务部驻孟加拉经商参处
2010年，孟政府提出经济区发展战略，拟通过设立经济区的方式，推动潜在区域经济发展，增加就业、产能及出口，实现国家的社会经济承诺。2015年，孟政府出台“七五计划”（2016-2020财年），设定了8%的GDP增长率，以及26.6%的投资/GDP占比，并提出在未来15年内建设100个经济区，以此创造1000万就业岗位，实现400亿美元的出口目标（2015财年出口总额为312亿美元）。
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经商室
巴基斯坦和伊朗为邻国，伊朗遭受制裁对两国经贸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随着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巴伊两国经贸合作进入新阶段。
祝尔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首都经济研究所所长
本报告基于长期实地考察和大数据分析，深入浅出地道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沿革和最新态势，不仅解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由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和推动力，介绍了该战略的顶层蓝图、时间表、路线图和着重点，还告诉我们如何对其进行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如何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以及如何理解协同发展的最新变化。
敖带芽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政治学与法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研究领域:应急管理、危机公关、群体性事件处理、舆情引导、互联网与领导力、媒体应对、政治参与、文化战略、意识形态等
改革开放对执政话语提出了新要求，也为党的执政话语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提高执政话语的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水平，要求我们善于将执政规律提炼成党的执政话语以充实执政话语的内涵；扩大执政话语的包容性以提升执政话语在不同社会阶层的认同；提高议程设计能力以提高执政话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刘红凛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教授,研究领域:党的建设、中外政党制度比较、中国政党制度、政党政治等,著有《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等
如今党建信息化的优势已经凸显，它有利于创新党建平台、拓展党建空间、丰富党建形式、提高党建效率，为党务公开、理论宣传与理论学习等提供了便利条件，还有助于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密切联系群众。同时，我国党建信息化面临着“重网站建立、轻管理”“重形式、轻内容”等突出问题，党建信息化水平基本停留在Web2.0时代。
张鸿雁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江苏省城市现代化研究基地主任和首席专家
面临全球化的社会文化整合与冲击，特别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或地方文化的替代性冲击，国家管理必须上升到以“文化认同”和“核心价值建构”认同为内核的“文化治理模式”层面上来。这一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从一般意义上的被治理，转向为文化自觉意义上的主体自觉参与治理，在人人是治理对象的同时，人人又是治理的主体参与者，是一种“善”的循环。
李立国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高等教育理论与管理、教育思想史的研究
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应该是协商式共同治理，既遵循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的特性，遵循学术治理要求，落实教师在大学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又强调协商在共同治理中的价值，突出尊重、平等、合作与沟通，以保障治理的成效与质量。
何克祥
南昌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严格党内生活既是思想建党的基本途径，又是制度治党的基本途径，也是当前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重要抓手，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严格党内生活是实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重要结合点。
傅维利
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暨田家炳教育书院教授,研究领域:教育基本理论、道德教育、宏观教育决策、职业技术教育等
用民主的方式引导学生参与到规则的制定之中，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起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优秀的价值观，而且这种方法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方式。特别是在网络公德的教育中，应采取鼓励学生主动参与规则制定的教育方式。
刘晓玲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党的创新理论与党的建设、文化软实力等,著有《“两个先锋队”重要思想研究》等
肖卜文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教师
纵览党的历史，党的学习理论创新与党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一直同向、同行，而且在一些关键时期，党的学习理论创新往往还起着重要的先导性作用。历史地看，党的学习在理论上实现了五次重大创新和发展。
张海东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领域:社会质量研究、社会不平等问题研究等
笔者依据2015年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实施的 “特大城市（北上广）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特征，进而提出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路径选择。
张春满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生态城市建设在获得政府的肯定和支持的同时，还要在地方层面找到切实可行的操作模式。我国幅员辽阔、地方差异大，这需要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认真分析本地区生态城市建设的优势和劣势。生态城市建设不仅能造福我国人民，也会在未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的经验。
陈永杰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
曹伟
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
创新激励、创新能力和创新应用是政府创新系统中的三个核心要素。创新激励虚弱或导向偏差，创新能力不足，创新难以有效持续和扩散是当前政府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的形成与三组变量密切相关：创新风险和利益相关性；组织结构、组织资源和专业的知识储备；政治影响、同级竞争以及创新成果的制度化水平。
麻宝斌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政治学与行政学理论、公共治理与区域政策、公共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著有《公共利益与政府职能》等
提升政府执行力应着眼于两条主线：一是从执行主体方面来看，政府执行力取决于权责利三者的有机统一，“权”对应能力，“责”对应结构，“利”对应动机，动机、能力与结构有机结合方能提升执行力。二是从执行环境来看，政府执行力取决于执行主体、执行对象和执行环境的相互契合，三者相互配合才能保证执行到位。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