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任千里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区域规划分院工程师
上海是较为典型的区域中心城市，同时也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港口城市，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先后经历了黄浦江时代、外高桥时代和洋山港时代，每一次港口发展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在区域一体化和港口资源统筹的双重背景下，有必要深入研究上海都市圈的港口群协同发展问题，在更大的区域内推进面向2040年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林泉忠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中日关系及东亚区域国际关系、国民整合、民族主义、族群政治、文化认同等
南海仲裁案原因复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其缘起的背景之一是“崛起”的中国逐渐远离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开始“展现肌肉”所致。“戴立忍事件”意外地将两岸在南海问题上一时的“联手”而带来的喘息气氛打回原型，彰显了“中国崛起”下两岸关系的脆弱。
金江军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
近年来，我国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做出了巨大努力，食品安全状况有所好转，但时不时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难以给老百姓安全感。传统人海战术、运动式执法、被动式执法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须用互联网思维、大数据思维，实现食品安全的精准治理。
安邦咨询
ANBOUND
政府改革是中央正在大力推动的改革任务之一，但如何才能使政府改革变得有效？这是当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国务院大力推动简政放权，废除了很多过时的法规制度，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从市场化改革的实际进展、从政府职能调整的进展来看，效果还是远不如预期，就连李克强总理也数次对这种现状感到无奈。
杨利川
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理事、东莞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一个发人深省的矛盾就是，你如果承认人的个人利益是天然合理的，如果顺其发展，并且确立它的合法性，你就找到了那个可以安放它的社会载体。相反，你越是不承认它，越是企图压制它，它就恰恰以自私自利和一盘散沙的魔鬼形象冲击公共利益。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悖论。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目前中国和世界一样处于一个短期衰退期，但我们没必要过于悲观，中国有一些独特的资源可以应对危机和维系发展，但对这些特殊资源需要更清晰地加以认识，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罗伯特·埃里克森
美国当代最杰出的财产和城市法学者,耶鲁大学法学院沃尔特·梅耶财产和城市法讲席教授
在1951到1978年间大规模的土地集体化实验之后，中国政府于1981年批准授予私人土地使用权。但政府并没有批准土地的完全买卖，相反，它只允许固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比如50年的城市工业用地使用权。这项政策除非被改革，将会如典一样削弱中国维持非凡的经济发展速度的能力。
钱静远
爱思想网学术观察员,美国马卡莱斯特学院政治学学士,乔治城大学公共政策硕士
令人担忧的是，对奥巴马医改方案的评价，如今已被严重地政治化了。医疗改革早已超出了一项政策议题的正常讨论范畴，成为了政客们上纲上线、博取选民支持的工具。
CF40研究部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
要想打开东北经济增长新的空间，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改革，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它的核心就是要资源流动起来，使该淘汰的企业退出市场，这样才能够有效改善市场主体的预期，实现经济的重新平衡。
金立群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中国财政部前副部长,中金公司前董事长,亚洲开发银行前副行长
中国在国际上发挥作用，思想上要准备在国际合作不到位的情况下奋斗，要准备在国际社会不合作的前提下拼搏。中国引导世界，主动担当，创建国际合作平台，一开始难以为有些人所接受，要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满腹狐疑，这总是有原因的。迄今为止的国际合作经验和范例，都不足以作为我们盲目参考的依据。我们面临的现实，和70年前有很大的差别，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不是当年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
刘世锦
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东北现在面临的是双重困境——产业的困境和体制的困境，更重要的还是体制困境。
李春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社会分层、教育社会学和青年问题,著有《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趋势的实证分析》等
为什么中国中产阶级的中产身份认同较低，不安全感较强，遭遇经济波动易产生恐慌心理？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低，公共服务质量差，使他们没有中产的生活状态和安全感。但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是过去几十年我国高速经济增长和急剧社会变迁导致了一种社会心态：极强的物质欲望追求，以及由此导致的不满足感和缺乏安全感。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形势课题组
执笔:李璐
社会风险是伴随社会运行的常态，社会发展的步伐不会因为存在社会风险而停滞。除了要加强社会利益关系协调，保障弱势群体利益，以及在重大改革和政策发布及实施中做好相关工作以外，还要正确面对可能存在的社会风险及社会风险事件，针对潜在的和已暴露出的社会风险事件建立综合治理机制。
梁海明
丝路智谷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要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企业向海外市场进行产业转移和资本输出，面对多重疑惑，遭受各种阻力。只有把握国际经济大趋势、捕捉国际新需求，以及在海外布局方面善尽地利、各地协调、合纵连横，企业才有可能更好地“走出去”、“走进去”，以及“走上去”实现对企业自身的提升。
张军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当中国经济正在把增长的动力转向非贸易部门——信息技术、通讯、交通、物流、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的时候，城市化的滞后成为一个现实的障碍和巨大的潜力。中国需要在未来10-15年里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建设。在实现增长模式的改变和结构的转型方面，加快城市化理应是中国头等重要的任务。
周浩
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
M1大幅增加，真正代表的是经济增速下滑下的一种低利率预期。这种预期反映为，由于经济前景不乐观，因此货币政策仍将继续宽松。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于金融资产的需求量将出现上升。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