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中国政治,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如果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会减少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那么亚洲国家间的经济依赖程度远不足以避免它们之间的战争。亚洲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网络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并且相互依赖程度在各国间极不平衡。亚洲国家间的经济依赖程度不及亚洲国家与非亚洲国家之间的高，并且亚洲国家间缺少贸易透明度，不存在制度化的机构来解决它们间的贸易纠纷。
梁建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财新网“人口与经济”专栏作家,研究领域:创新、创业和劳动力市场,著有《中国人太多了吗?》等
黄文政
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
上海城市规划目标显示：上海至2040年人口调控目标为2500万人左右。我们认为，这一调控目标完全脱离实际，不利于上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继续严控大城市规模，将再一次浪费中国最大的优势――人口优势，使得大城市变得昂贵、拥堵和封闭。
陈兵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巴西虽是西方认可的民主国家，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条件并不相同，但病症齐全的巴西及劳工党亦足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及其执政党之“鉴”：任何国家的执政党都不可能仅仅依靠经济发展就一劳永逸地取得长期执政的合法性。
徐健
北京大学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普鲁士行政制度的现代化研究”负责人,研究领域:欧洲历史、德国历史,著有《近代普鲁士官僚制度研究》等
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柯塞勒克曾提出“鞍型期”理论，正是在“鞍型期”，普鲁士从欧洲三流国家跻身一流国家。它的成功转型应当归结于国家构建的有效性以及政府卓越的行政治理能力。在欧洲，近代普鲁士具有“强国家”的政治形象。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教授、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著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等
近代民主的“元形式”即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及其关系、以及作为民主形式变种的民族主义民主、伊斯兰主义民主和民粹主义民主与元形式民主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部冲突性的世界政治图景，影响着世界秩序的走向。公元2016年的民主乱局，只不过是世界民主政治逻辑的一种结构性结果。
王书成
目前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楚天学者”特聘主讲教授,出版著作多部并已在Statute Law Review, Hong Kong Law Journal等英文刊物及《法学研究》、《法学家》等国内外出版物以中英文发表文章五十余篇
自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宪制的发展在整体上围绕“执政党”和“国家”两个层面有序展开。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宪法的地位逐渐提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党的领导下整体有序运作；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朝着“法治”方向改革发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诸多政治惯例，在很多方面与八二宪法的规定有效地对接，从而确保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政治体中的一党执政地位。此种双轨宪制的形成，使得中国的权力结构，包括立法权、司法权及行政权，整体上均呈现出双轨性。可以说，中国宪制的双轨性比较全面地呈现了宪法发展的整体脉络，而且宪法的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双轨宪制能否有序地进一步向民主宪政的方向转型。还可以预见的是，这种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
郑秉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西方经济学,市场失灵,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等
记者:周东旭
中国的问题在于“国家”太多了，“市场”太少了；公立医院太强了，民营医院太弱了；在中国，混合体系远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缺的是什么，人人心里都很清楚。哪个领域改革没有成功，就是因为哪个领域没有引入市场、没有善待市场、没有利用市场。混合体系是中国医改的出路！
华桦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教育哲学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及价值观的演变，对教育公平的理论界定和政策实践也一直在不断发展。国外教育公平研究的新进展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个人权利和福利为中心的教育公平，强调制度公正的教育公平，从重能力向重选择转变的教育公平。
金江峰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项目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基层政府通过项目捆绑的形式支配村庄。其自利性刺激了村庄的自主性和自利性冲动，村庄利用“躲项目”和“争项目”的策略，对基层政府实施反支配。乡村互动的支配与反支配结构，根源于基层项目治理制度构建的权、责、利三者非均衡分布，并表现为乡镇—村庄（基层组织、农户）二元结构的乡村关系。乡村关系的二元结构通过行政权、自治权的博弈得到稳定。
黄刚
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
日本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存疑其实反映出安倍经济学的穷途末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2年底再度出山后，推出了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试图通过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的财政刺激政策、唤起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等所谓的“三支箭”，使日本经济摆脱长期以来的通货紧缩状态并重新回到增长轨道。
李国峰
上海交通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助理教授
近期中韩关系却因韩国决定在韩部署“萨德”表现出急剧冷却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近来关于中韩关系有可能回到“新冷战”局面的忧虑言论此起彼伏。同时，中韩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合作也遭遇挫折。
高骏
南加州大学研究助理和智库政治经济战略创始人
结合特朗普近期的表现来看，法拉基的丑闻并没有给予特朗普显著的优势。如果特朗普阵营想在外交政策上胜过希拉里，除了要善于利用希拉里的旧账和维基解密的信息之外，还必须学会更多听从他团队乃至共和党内的专业建议了。
李鑫均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与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逐渐离心离德的过程中，在这种四面楚歌的境地下，俄罗斯似乎成了埃尔多安最好的选择。然而就在关键时刻，普京遣来修好的符信。那么，凭着这一节杖，埃尔多安真的可以让土耳其人和俄国人重归于好吗？
Antoine Bondaz
巴黎政治学院副研究员、此前曾是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的访问学者
从各方面来看，民粹主义决不会是西方民主制度与经济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的解药。相反，它是致命的毒药。欧洲人和美国人与其表现出他们倾向于对自身的困境视而不见，更应该直面它，并停止把责任都推到别人头上。
吴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截至目前，我国出台了多部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然而，当前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建设依旧存在一些漏洞。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缺乏统一协调，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矛盾和冲突，许多规定过于笼统、原则模糊，缺少相应配套的法规规章和实施细则，从而难以执行。提高生态环境立法质量是实现环境法治的前提。应从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理念的视角不断健全生态环境法律体系。
范斯聪
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讲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表面上看，韩国与美国珠联璧合，各取所需，但韩国似乎忽视了部署萨德后出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东北亚地区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区域，中国面临的安全压力的增加，不利于中韩联手推动该地区的合作进程，同时这也违背了韩国过去坚持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初衷。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