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义强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中国基层政治和农村发展国际比较研究
胡军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农村社会管理与农村发展国际比较研究
治理是一种要素的集聚，更是一种要素的联结。在封闭的状态下，农村社会形成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稳定性联结形态的建构；而在开放条件下，由于消解性力量往往大于联结建构的力量，农村社会难以形成一种稳定的联结形态，也难以保证治理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因此，未来农村的社区治理，关键不在于建构某种单一的联结形态，而在于建构一种复线的弹性联结，这是一种多层次、多样化的联结形态，对于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周秋光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著名社会史、慈善史研究专家,著有《中国慈善事业简史》
中华慈善自古及今经历了两次发展转型：第一次发生在近代清朝光绪年间,以江南义赈为背景,标志是慈善的民间性；第二次发生在当代，以汶川地震为背景,标志是“全民慈善”的出现。第二次转型是对政府和慈善组织的考验。民办官助是中国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慈善组织机构的发展运营，应当走民营化(非政府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和普及化之路。
唐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救助制度、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著有《中国社会福利》《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研究》等
在社会领域中做政策抉择时，是否可以用更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理性”和“人文关怀”来取代“效率”和“平等”，以衡量和调整社会政策的效率和效果。本文从“效率和经济理性”，“平等与人文关怀”，“经济理性与人文关怀”和“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四个视角入手，对上述议题进行了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关经济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分析框架。
陆汉文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导师,中部地区减贫与发展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乡村组织与减贫、社会企业、中国农村减贫政策,著有《现代性与生活世界的变迁》等
彭堂超
中国扶贫基金会项目助理
“文化集体主义”概念可用于解读中国农村减贫经验的内在结构、逻辑关系以及“中国经验”的意义。宏观经济增长、有组织扶贫开发和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大规模减贫的具体原因。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大局观念”是实现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保障,“权威型人格”奠定了有组织扶贫开发的组织与社会文化基础,深厚的“家族传承意识”形成了贫困人口内生发展的动力源泉。“大局观念”、“权威型人格”、“家族传承意识”均孕育生长于“文化集体主义”传统之中,具有特殊历史属性。
李永萍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小农用工体系嵌入村庄熟人社会，以熟人社会的平衡机制和信任机制作为运行逻辑，呈现出道义经济色彩。但是，小农用工体系同时嵌入市场化的产业发展结构，农民的理性经济目标也构成小农用工体系的运行动力。通过充分动员道义经济，小农用工体系为农民提供了低成本、高稳定的劳力配置方式，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成本与风险，促进了熟人社会秩序的再生产。
王祎楠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由于精神病人一般需要日常看护，家庭至少要再减少一位看护精神病人的劳动力。劳动力的减少与沉重的治疗费用分别从两个方向挤压一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有限的经济资源，导致家庭能力的弱化，造成大量“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
陈少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资源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姜楠楠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基于我国的现实情况，短期内全面推进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条件尚不成熟。而从财政事权入手，既能利用起财政在其他领域，如预算制度、税收制度、财政法制化改革等方面创造的良好条件，又能从根本上破解改革发展面临的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财政转移支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诸多现实难题，还能为全面推进事权划分改革奠定基础、创造条件。因此中央政府另辟蹊径，选择从财政事权改革入手从而推进“大事权”改革。
龚雪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项目高级分析员
除了对中国与区域国家关系和其区域战略影响力的负面冲击，南中国海主权纠纷也让中国一些雄心勃勃的区域经济整合计划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蒙上阴影。这些计划需要许多东南亚国家的参与及合作。
史安妮
乔治城大学外交事务学院亚洲事务研究方向硕士、曾任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的研究助理
各国都免不了常常面对利益冲突，而国家领导人如何在利益冲突中作出抉择，道出了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中方一味“袒护”朝方目前已远远弊大于利，中方的抉择应该是明朗的了。
陈吉宁
环境保护部部长
实施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是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支撑。环保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改体制、调机构、动人员，不只是机构隶属关系的调整，也涉及监测、监察、执法、许可、审批等环境治理基础制度的重构。全面落实垂改要求，将有力推动地方环保管理体制创新、明晰职责、完善制度、配套政策，提高环境管理的整体效能，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俞仲文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
现代职教体系不仅包括了职教内部以及普职教育板块之间相互贯通、相互连接的学制上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职业教育核心内容上的现代化：这个核心内容就是按照怎样的标准和怎样的要求来打造一支优秀产业大军。
韩福国
复旦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组织转型与信息沟通、政党建设、阶层流动,著有《民营经济制度变迁中的工商联:组织的双重代理》等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在当前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中国民主建设的宗旨是什么？如何操作化已有的中国各种民主制度？或者说，我们经常在文件中看到的宏大的民主议题，是否有具体的可操作化的程序提供保证？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著有《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等
从长远看，我国基础教育，要全面消除“唯分数论”，扭转“考什么就教什么，教什么就学什么”的应试局面，还需要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提到的“考试招生相对分离”深入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落实学校的自主招生权。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等
实际上，“民国”或“民国大学”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美好。当一个学术领域转化成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时，必定基于对当下处境的反省与批判。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谈论蔡元培等“民国校长”，是用来比照、衬托、反省今天的中国大学。这种论述方式，对当下中国的校长们是不太公平的。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期“林张之争” （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争论）成为经济学界的一道风景线。有关产业政策的去留，关键不在于“要”与“不要”，而是在于评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项产业政策的评估大致有3个视角，即实证的视角、规范的视角、利益的视角。如果说，一定要回答上述“林张之争”的话，那么，我们的答案就是：绿色发展需要的是产业良政。
薛理泰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台湾问题、朝核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著有《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湾冲突》等
在南海，中国在战略上已经取得了胜利。在现阶段，应该巩固阶段性的成果，见好即收，而不应陷入强国联盟对中国军事摊牌的局面。否则，一味追求躁进、膨胀，难免全盘皆输，留待后人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了。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