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吴忠民
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研究方向:社会公正研究、社会矛盾研究、现代化研究,著有《社会公正论》,《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社会矛盾新论》等
社会矛盾相关方的力量对比结构对社会矛盾的加重与否有着影响。从抗争方看，抗争方对社会影响的权重如何、抗争力量内部整合性如何以及经济形势变化与否对社会矛盾都有重要影响。从统治方看，统治方公信力如何、统治方控盘力量如何以及统治方自身整合性如何对社会矛盾也有明显影响。从中间方看，其具体态度及行为取向对社会矛盾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另外，社会矛盾相关方力量的具体对比状况以及其他方面的相关因素，对于社会矛盾的具体状况同样有着重要影响。
逄锦聚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南开大学统计制度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著有《知识经济发展与政治经济学创新》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好用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列重要讲话，突出强调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意义和紧迫性。现在，宏观环境空前有利，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是，通过艰苦扎实创新性的工作，着力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方面实现突破。
王若磊
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理学博士
政治问责是对政治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追究的理念与制度。它根源于民众的政治委托行为，而重大事故带来的严重后果从根本上违背了实质性的委托目的，使其本身就成为了政治问责的理由。政治委托的客体是执政权而非行政权，所以握有实质执政权的执政党及其官员是政治问责的当然对象。
巴殿君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
欧德卡
蒙古国国立大学教师、中国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外国博士研究生
冷战结束后，蒙古国除坚持对中俄实施“均衡外交”之外，还采取“第三邻国”、“多支点”外交与“永久中立”政策，通过积极参与地区、世界范围的国际事务，谋求拓展与亚洲、太平洋地区和欧洲国家双边与多边合作关系，扩展国家的安全空间。上述安全战略是蒙古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独立自主的直接表现，体现了蒙古国地缘政治的局限性与外交安全政策的基本惯性。
邢瑞磊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杨晨光
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国际关系理论与决策之间的张力问题，不仅是现有分工结构和知识转换机制导致的，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化方式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从解决理论与政策张力的角度来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反思理论化方式，在开展更宏观的元理论讨论的同时，鼓励理论研究者直接进入问题发生场域，观察机制与因素的互动关系，致力于微观与中观层次的基于机制理论的研究。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有效的产业政策究竟长什么样？回答可能见仁见智。我关注的是如下五个方面：顺应市场、不限制竞争、谨慎干预、有退出机制和做事后评估。如果做不到这些，实行产业政策很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弊大于利。
胡逸山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兼任高级研究员、马国首相纳吉前政治秘书
扩大来说，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友谊，以及与中、美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友谊，只要大家不强求在所有领域里皆异口同声，而是在有共识的范围内加强合作，务实地力求和平，那已是本区域之福祉了。
蒋建忠
南京政治学院讲师
质性分析对于国际关系研究和社会科学各门学科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然而，国内国际关系研究者不重视质性分析，对国际关系研究中质性分析方法的讨论比较冷落。
朱启超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研究领域: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网络安全战略与政策、军事人才发展战略等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外界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担心、防范、遏制与日俱增。崛起的中国不会谋求以历史上西方列强军事扩张的方式走向世界，但中国也必须加紧打造一支世界一流军队，既要重视硬实力建设，也要重视软实力建设，这样才有能力在与大国的博弈中防止被动掉进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黄朝翰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学术顾问
陈兴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习近平特别强调中国目前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1980年代西方的“供给侧经济学”。从他的论述，中国式的“供给侧改革”是揉和了过去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供应主导思想、凯因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再结合梭罗模型的投入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熊彼得的创新驱动效率改良而提出来的经济发展理论。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但是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政策之所以需要，是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既要有企业家的个人努力，也需要有政府帮助企业家解决企业家自身所难于克服的外部性和相应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
张维迎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张维迎批评“产业政策从无知走向无耻”。他认为：产业政策仍遗留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会扼杀企业家精神，滋生寻租土壤。林毅夫则辩护称“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他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的政府”也必不可缺。这是一个关乎市场和政府的命题，一个值得点赞的争鸣。这一次“争论”，不仅是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碰撞，更是对中国未来经济走向的深刻思考。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政府不仅要处理应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反周期问题，还需要解决包括在“不完全竞争”假设之下的必须努力提供和优化的政府的政策供给，就是解决不完全竞争中供给优化问题，以及要让政府的政策和市场机制结合好，其中特别需要解决的是政府要发挥应有作用而优化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
马云根
共识网作者
换而言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为可分配的正义与可交换的正义中间找到平衡的支点，这就要改变游戏规则。而改变了游戏规则，通常情况下，意味着至少有一个他者的社会生态会有恶化，其拥有的利益会遭到损害。
秦前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既往对贿选案教训之检视，总是更加强调政治纪律管控和组织约束，但能否凤凰涅槃，向死而生，而使选举朝着更加直接、公开、竞争的方向发展，以使中国选举制度之安排更加符合选举规律，更加社会大众对选举的民主期待，更加反映中国转型社会时期多元社会主体的民主参与愿望?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现有的大多关于市民化成本的核算均存在严重高估的现象，这不利于政府对市民化政策实施进行科学决策，反而误导地方政府对推进市民化产生较大顾虑。而真实的市民化成本远没有预想的那么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