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任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导、中国城市问题研究论坛发起人
户籍制度改革的真正障碍并不是流动人口存在什么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以及不是城市人口增长和公共管理应对存在困难。户籍制度的改革困难的真实原因是地方性的财政体制下的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博弈,以及流出地政府和流入地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移民人口和本地人口的利益博弈,以及企业和政府的利益博弈整体机制“失灵”,从而不能够形成对改革的共同行动。
潘文轩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后
在确定了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目标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求一条能够成功实现该目标的合理路径。而要寻找到这样一条路径,深入理解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的直接决定因素、科学把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实现条件是前提。
唐亚林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破除“中南海政策出不了中南海”的“部门利益梗阻现象”,需要重新回到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协同性的方法论上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破解部门利益梗阻,从系统化的顶层设计视角,理应建构包括有权威有使命感有担当的顶层设计师队伍、有战略有目标有绩效的顶层设计制度安排、有试点有配套有时间节点的顶层设计路线图、有公开有参与有监督的顶层设计参与文化四大发展方略。在此基础上,还应从制度体系与方法论上直面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三大元问题的挑战与应对。
周庆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
农民工阶层未来政治权利诉求的指向,一方面是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制度平等正义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财富分配公平与分配正义问题,这种变化与中国政治发展紧密相关。中国农民工阶层是一个历史现象,其未来发展走向或成为影响中国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消极力量,或成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力量。这取决于能否赋予农民工阶层以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以及政治参与的法治化与制度化。
马风书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民族问题是关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大问题,而国民倾向于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认同还是国家意识和公民身份认同,则是决定民族关系走向的重要情感心理因素。因此,在政策和制度设计上尽可能强化国民的国家意识和公民身份认同,弱化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认同,是多民族国家应努力的方向。
王晓升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哲学系教授
在这种大众化的趋势中,民主变成了争取大众支持度的斗争,而不是探索正当制度的斗争。选举和传媒的结合,使选举自身与传媒一样,为争取观众(大众)而斗争,并失去了民主的真实意义,使民主的真正价值日渐衰微。
张康之
南京大学服务型政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向玉琼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随着社会发展走进了高度差异化的阶段,无论是民主还是科学,在政策问题建构中所制造出来的“共识”都出现了经常性地导致政策问题误植的问题,从而说明以共识追求为宗旨的政策问题建构本身已经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把政策问题建构的关注点转移到参与者的行动上来,在承认与尊重参与者之间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合作行动来完成政策问题建构。
李海滨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应积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 实现公办教育、民办教育共同发展,向以育人、公平、创新和质量为主要特征的“和谐教育”方向发展。
路风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该院企业与政府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企业理论、战略管理、技术创新、组织理论和国家理论等
中国需要经历一个以产业升级为主要内容的发展阶段才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要真正完成工业化任务,中国就必须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经历一个工业生产率高增长的阶段,其内容就是以高强度投资和自主创新为手段,以竞争性企业为主体,实现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领域的广泛突破,从而带动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
石之瑜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蔡氏冷战会不会持续?持续多久?会不会升高?升高到什麼程度?答案不是蔡英文可以片面控制的。可以确定的是,要从冷战再回到冷和平,有其困难。因为冷和平所需要的情感已经破坏,北京不可能还回到如前半年那样,维持相对冷静或保有某种耐性。
陈彦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政策、定量宏观模型
事实上,过去十年政府部门一直试图使用宏观经济政策帮助经济摆脱困境。从短期、中期、长期的视角来看,中国经济走出困境需要着力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即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有效提升民间投资;通过市场化改革转换增长动力。
郑振源
中国老科协国土资源分会土地与环境专业委员会主任
土地制度改革不能就个别制度安排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改革,而必须遵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总体部署,对土地资源配置制度进行整体性、根本性的改革,改计划配置为市场配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孙新华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
当前亟需构建和践行一种“社区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社区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应是一种以农村社区及其成员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农业规模经营。换言之,农业规模经营要服务于农村社区的发展和增进社区成员的利益,而要做到这点,农业规模经营就应该主要由社区意志而不是地方政府和资本群体的意志来主导。
魏武挥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
滴滴这种出租车公司,除去它需要一支员工队伍来完成一些后台运营目标外,它大部分的劳动力(也就是司机)关系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联盟”性质,而不是“雇佣”性质。所以,它是一种新型的出租车汽车公司,它的生产关系,与传统出租车公司完全不同。
于海洋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系副主任,研究领域:国际不平等现象研究,跨国传媒研究、战略风险评估与政策规划研究
自2010年以来,欧盟的改革一直是危机导向的,正是对欧盟遭遇重大挫折甚至解体的恐惧,让欧盟各成员国接受了一条又一条严厉的改革措施。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无论支持还是反对,他们一时间都难以接受破局来得如此容易:建设大欧盟筚路蓝缕,一朝毁弃,弃之如敝屣。
任勇
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
垂管改革的动因是解决现行环境监管体制不能适应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求的矛盾,是改革的问题导向;改革的动力和遵循是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以及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是改革的理论与方法导向;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坚强体制保障,是改革的目标导向。这是垂管改革的大逻辑。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