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卢进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国直接投资研究中心主任
王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
就目前形势看,现有的双边投资协定适用范围较窄、内容重复甚至冲突,区域投资协定相互重叠、错综复杂,国际投资规则碎片化现象愈发明显,由此导致适用法律、管辖权等不一致的问题出现。建立一个统一的多边投资体系,有利于稳定全球投资环境,增强投资政策的可预测性和透明度。
秦浩
要真正为城市治理增质提效,应催生“互联网+城市治理”的化学变化,即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化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城市治理体系,推动城市治理升级为城市“智”理,引领城镇化向更高阶段发展。
萧易忻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助理教授,研究领域:医疗社会学
在中国“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恶劣”与“医闹”等医疗问题,其实离不开医疗市场化后的结构性因素。而结构的根源是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国际宏观因素,加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特殊脉络共同交织而成的。
陈纳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
薛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
当前新加坡的外交举措,包括近期在南海问题上针对中国采取的一些立场和行动在内,整体上并没有超出李光耀时代的基本框架。本文试图从李光耀的“中国观”对近期新加坡的一些立场和言行作出分析。
严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助理研究员
两国无论是在高层互访,还是在巩固政治互信;无论是在经贸合作,还是在各领域人文交流,都将在持续深化的“特殊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
张清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外交学理论与当代中国外交、美国外交与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与亚太国际关系,著有《当代中国外交》等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中国外交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国家发展这个中心,在实践、理念和制度上进行了创新,展现了中国外交的特色、风格和气派。
金太军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特聘教授,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等,著有《政治体制改革》等
鹿斌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十八大胜利召开之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迈入“新常态”,这是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发展状态。它不仅存在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社会矛盾,还出现了许多新的不确定的社会风险。在社会治理新常态背景下,虽然多元力量崛起之势不可阻挡,地方政府传统治理方式也趋于式微,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角色的根本替代。作为地方社会发展的核心行动者,它的角色扮演始终关系到地方治理的成败。但面对新时期、新形势、新挑战,地方政府角色需要进一步转型升级,破除传统治理结构的束缚和羁绊,通过深化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合理分权,建立更具规范化、法治化、合作性的现代地方政府。
科斯
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荣誉教授及法律与经济学资深研究员
人们会认为政府对广告中的观点表述进行管制(甚至禁止)是合适的,而如果这种观点出现在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中,则就完全不在政府管制的范围之内。
孙新华
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在项目争取阶段,村庄获得的项目多少主要取决于村支书的私人关系和资源;在项目实施阶段,村支书将国家的项目资源转化成了治理资源,为以自己为核心的村庄精英谋取私利。项目进村的私人化运作给村庄治理带来了多方面的负面后果: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被弱化、村干部日益走向“悬浮”、村庄民主名实分离、分利秩序蚕食项目资源、农民的诉求无法得到回应等。扭转此种局面需要从项目分配和项目实施两个阶段加以规范和完善。
张曙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如果政治强权不容忍自由思想,思想市场就无法立足,也无以自卫。其次,它会受到商品市场上金钱和资本权力的奴役,也无法独立。与政治强权不同,金钱资本虽然无法禁止自由思想,但是为了私利却可以雇用奴仆和枪手,制造错误思想和邪恶观念,污染和毒化思想市场。当整个社会为拜金主义思想控制时,思想市场必然是乌七八糟,难以健康发展。
余刚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应该将京津冀这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采用系统规划、立体交叉、联防联控的综合治理新思路,新模式和新机制,这是解决京津冀区域环境问题,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游彪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著有《宋代荫补制度研究》等
各种民间会社星罗棋布地遍布在宋代社会的各个角落,与宋人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宋代民间会社很大程度上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各级政府机构及其相关管理人员,尤其在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层面,民间会社的作用更是具有行政权力所不可替代的效果。
张维迎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任何社会变革,从短期来讲,政治领导人的理念可能更重要,但长期来讲,普通人的理念也许更重要。大的社会变革一定是全民的事情,不可能是少数精英的事情,而无论政治领导人理念的形成,还是普通大众观念的变化,都是思想市场运行的结果。
吴飞
浙江大学教授
在思想传播领域,确实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不过,相对于政府控制下的思想传播和一个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来说,后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仍然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们应该研究基本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开拓思想。只有有一个卓越的资本市场,才能防止错误的思想造成问题。
初文杰
青岛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副教授
公民道德建设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要求,公德与私德是时下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一体两面。当前公德建设实现了新突破,成绩斐然,而私德建设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私德建设还需强化,以期实现公德与私德共同进步,全面提升公民道德建设水平。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