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郎维伟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藏学研究
文晓波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博士生,重庆文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社会治理研究
费孝通致力于多学科视角研究民族，通过这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调查，以及理解中国社会的民族现象，推动了中国民族理论的本土化建构。从历史、社会、文化三个维度呈现他的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揭示了中国民族和民族发展进程中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为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对延续中华民族认同的精神命脉指明了方向。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著有《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等
我在这里提出了有关大学使命的三个根本问题：什么是大学，什么是教育，什么是研究，如此之简单，却又如此之基本。但是，在当今中国，在这些涉及每一所大学的最简单而又最基本的问题上，我们还没有一致的认识。
刘敏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解决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中存在的难点问题，需从服务平台的搭建、购买主体的培育、购买机制的完善、评估监管的施行、专门领域立法等方面着手，建立以服务选择、信息发布、项目采购、监管评价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购买流程，以提高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竞争性、可选择性和规范性。
袁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大变革时代的当今中国，虽不乏授之以科学家、艺术家称号的人，也不乏称国务活动家的人，而敢冠以思想家并能得到公众承认的，却少之又少。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就在于思想仍被严密禁锢，缺乏一个健全的思想市场，仍然奉行“定于一尊”，现行体制还很难容忍新时代的老子、孔子、孟子出现。这样的局面绝非好事，若不尽快加以改观，长期迟疑下去，将严重阻碍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纵观历史，如果不坚持言论自由从而思想自由的原则，不同思想产品之间，即不同宗教、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就经常采用暴力形式。也可以说，人类社会最为残酷的战争往往并不是争夺物质利益的战争，而是不同宗教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为观念杀人要远胜于为利益杀人。因此，保证言论自由、从而保证思想市场的不受干预，就是用思想间的交锋和言语间的辩论替代行为的冲突和现实的宗教战争或意识形态战争。
蔡立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党委副书记
刘天中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王梓旭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网瘾”，指的是一种“病态”，即上网者由于长时间、习惯性地沉浸在网络空间当中，对互联网产生强烈依赖，以至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而难以自我解脱的行为状态和心理状态。所以，网络成瘾又被称为病态网络使用，实质上是指冲动性地过度使用网络，并由此导致明显的社会、心理功能损害的现象。
罗万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农产品市场
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供给主体单一、政府投入不足、农村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供给效率低等问题。一些地方进行了乡村治理探索，通过引导民间组织发育、设立专项资金、加强屯（村落）自治、设立公共服务中心（站）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
马聪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乡村旅游政策难点：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均衡，改造难度大；乡村旅游涉及部门多，综合管理难度大；促进乡村多产业融合的相关政策较少；相关政策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有待增强。建议：设立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改善基金；制定分级分类政策，实现规范化管理；优化各项政策措施，增强可操作性。
陈新平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赋予PPP以一个权威而又确切的定义，既无可能，也没必要。在实践中，只有结合各国的具体情况，才能研究和了解其是如何运用PPP概念的。通过梳理现有的文献，可以发现，根据PPP用途的不同，至少存在4种不同的PPP认识维度，或存在4种不同类型的PPP，它们所体现的内涵也各不相同。
彭斌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共和理论、权力理论
社会抗争之所以可能，其根本原因在于抗争者受到支配性权力的压迫，其动力来源于抗争者所生产的反支配的权力，其过程则体现为反支配权力的生产和运用过程。在反支配权力的运用过程中，社会抗争者会在既定的社会结构、场域和情境中不断地触探权力关系网络，运用各种反支配的策略以实现自身诉求。
汪玉凯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当前全面改革成就不小，但是整体处于胶着状态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改变，要走出改革困境，需要三管齐下： 最大限度地排除改革阻力；严防“左祸“再起，危害改革；在改革关键环节要及早取得实质性突破。
刘锐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土地问题与地方治理
从土地指标生产过程和农民建新拆旧实践看，地票制度的成绩是以土地为媒介的转移支付，为农村公共品供给和农民生活改善提供了基础。地票制度的问题是对新村居民点建设不够重视，对村庄的生产性特征不够关注，对农民的社会福利思考不多。以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实现农村资源输入与农民参与积极性相结合，地票制度可以在城乡统筹上走得更远更好。
刘锐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土地问题与地方治理
空心村治理困境是多重制度变迁的结果，根源是乡村组织的治理能力和动力丧失。从空心村的公共池塘资源属性出发，我们应一手加强乡村建设规划，一手强化违建治理能力。依托非正式制度及培育社会资本，能实现空心村治理目标促进村庄发展。
党国英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乡村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著有《中国农村改革》等
中国基本解决了百姓的吃饭问题，但为此付出的成本很高，而如果改革更为深入，这个成本是可以降低的。土地制度缺陷全面影响农业经济效益，农业经营组织政策失误降低农业资本效率，劳动资源配置缺陷降低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是中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必须确立农村改革新战略。
李晨阳
云南大学社科处处长、 缅甸研究院院长
杨祥章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
"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描绘了更宏伟的蓝图。一年多以来，中国周边互联互通取得了多方面突破，包括中巴互联互通的很多项目落地，印尼高铁项目获得重要进展，中泰、中老铁路启动等等。同时，周边互联互通的推进面临复杂的环境，一些已经达成协议的项目在推进过程中可能出现波折。
陆益龙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 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国户籍制度研究、法律与社会研究等,著有《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判别》、《中国历代家礼》等
乡村秩序重建所面对的文化矛盾问题，实际就是乡土文化的断裂。乡村文化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乡村自治空间等乡土文化的基本元素，在转型与现代化改造中被切断、被挤压和被挤占，而维护乡村文化整体性的衔接机制却并未建立起来，即出现“先破而不立”的局面。因此，乡土文化重建并非怀旧复古，也不是乡村再造，而是要在修复文化断裂的同时，与时俱进地建构起有效的文化衔接与整合机制。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