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任雪丽
Shelley Rigger,戴维森学院教育政策所副主任兼中国研究院东亚政治学荣誉教授
蔡英文选择在其当选以来最重要的演讲中提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行为引人深思。如果蔡英文的目标是帮助台湾追求合法的独立地位，那么她完全无需以开篇的名义援引一条将大陆与台湾定义为同一民族的组成部分并为两岸关系提供理论基础的条例。
对于两岸关系而言，“黄金时代”可能并不完全属实，但一扇通往充满希望而不乏务实态度的白银时代的大门已经打开。
史志钦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驻会研究员,负责中欧关系及欧洲研究的学术项目
未来的中美英关系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是，在经济与贸易关系中英国继续同中国密切合作，而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依赖美国、强化已有的英美特殊关系。在经济贸易方面，由于局势不稳，未来英国对中资企业投资的吸引力也会下降。英国退出欧盟，伦敦作为全球顶级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已经面临挑战，这对人民币的国际化和中国资本“走出去”会有所影响。英国脱欧不仅导致英镑持续下跌，而且也威胁到欧元区的稳定，这对中国致力于货币储存多元化的战略也形成一定的冲击。不过，脱欧的英国更容易率先与中国就自由贸易达成协议，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做出此前欧盟不愿意做出的妥协。
在中欧关系上，当欧洲的全球性影响下降，中国的相对重要性增强，形成中美两强间的新两极世界。若市场对英镑及欧元失去的信心不再回升，此消彼长下，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及话语权则会加强。总体而言，英国脱离欧盟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战略伙伴关系上都会对中国造成一定的冲击，但这种冲击的负面因素并不足以影响大局。
王旭
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有效地防范公民参与行政的风险，需要在理论上建立公共领域的协商民主逻辑作为其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建构包括法律保留、正当程序、透明度和问责制为核心的规则体系，避免“劣质的参与”，真正实现合法行政与良好行政的双重现代性目标。
迪尔克·埃勒斯
德国明斯特大学法学院教授
展鹏贺
德国明斯特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如何有效应对信息行政、电子化行政以及多元化行政活动形式带来的挑战；如何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协调本国行政程序法与欧盟法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权利救济方面更好地将行政复议程序与行政诉讼衔接起来，成为德国行政程序法典化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陈国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法学博士,从事宪法相关法领域立法实务研究
立法法修改一年多来的实践表明，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适应了设区的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高了地方法治水平，增强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刘艳红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基于刑法谦抑的精神，犯罪的处罚应限制在迫不得已的必要限度以内，故言论型犯罪的认定，理应在惩罚犯罪以保护相关法益的基础上，适当偏向于言论自由以保障公民的人权。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全球治理的中国自信，源于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探索出了一条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工业化、城镇化及市场经济模式，客观上在鼓励越来越多的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激励越来越多国家实现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和人类文明共同复兴的愿望。
彭希哲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郭德君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医科大学副教授
老龄政策的制定和运行应该有明晰的价值理念和完整的伦理体系做支撑，在此基础上，相关老龄政策才能更好地发挥效能，基于这种认识，以孝伦理的动态演化为主要考察线索，讨论了目前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和传统孝伦理衰微的主要原因以及对老龄化应对的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以更全面视野审视老龄化、用不同方式营造有利于孝文化重构的文化氛围、在现代语境下为孝伦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通过多种途径让孝伦理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等应对策略。
陆杰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郭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从时间历程来看，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贯穿我国21世纪始终，并且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过程。从时间节点上来看，人口老龄化进程将划分为快速发展、急速发展、缓速发展和高峰平台四个阶段。
陈琪
中美关系,全球治理和中国外交政策问题专家,清华—卡内基中心驻会研究员
管传靖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候选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长达8年的低迷期。国际经济发展的失衡，不仅抑制了世界总消费需求增长，也加剧了社会不满和对抗。国内收入分配的失衡。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主张之所以被广泛地关注和倾听，与中国举足轻重的经济体量和良好发展潜力密不可分。和美国比较，中国的主张更重视平等、更具有建设性和包容性。两种主张相比较，中国的主张当然更容易争取听众。
YangXiaoping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南亚项目访问学者
2016年10月14日至15日，在参加金砖国家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孟加拉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孟加拉国，具有“里程碑”意义，也必将推动中孟合作进入新时代。中孟在发展战略进行对接的探索，也适用于未来中印间更务实的合作。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中印间巨大的发展潜能尚未完全被挖掘。现任印度总理莫迪执政后，以构建更为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为契机，中印两国借助G20、金砖机制、中印俄等机制，在国际地区议程上的战略协作不断加强。在未来，共同推动互联互通，不仅有利于实现区域间更有效的贸易、投资和其他经济活动，更有利于创造一种完全不同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发展范式。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全球互联网治理委员会委员,著有《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等
虽然2016年可能是政治民粹主义当道的一年，但并不等于“孤立主义”是对当前美国对世界态度的准确描述。事实上，在移民和贸易等关键领域，特朗普的言论看来与大多数选民的想法并不一致。
崔立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武汉大学兼职教授、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领域:美国外交、中美关系、美国政治、美国核战略、国际战略与安全问题等
我们以21世纪国际关系演进的历史视野观察，中美战略互动态势变化实际上也开启了多极化时代大国之间重建平衡进程。这是中美关系40多年发展历史中从未出现过的大变局。历史的经验固然是宝贵的，但面对前所未有的新关系格局带来的挑战，我们恐怕终究需要有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来超越分歧，凝聚共识。当然，这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罗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译者:严灏文
刘亦淇
美国大选后，特朗普——一位毫无从政经验的脱口秀主持人——成功入主白宫，这让全世界大部分媒体与学者们跌破了眼镜。特朗普接下来采取的对华政策将会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成败影响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
朱贻庭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等
“价值导向”依然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关键是，不能停留于泛泛地谈论导向，需要厘清导向何处，朝什么方向去引导。就此而言，冯契先生25年前，依托他创造性构建的“智慧说”的学术体系，在“改革开放与社会的道德价值导向”会议上的讲演中提出的“坚持价值导向的大众方向”，在今天依然能给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
周方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外交、国际战略、东亚合作
王旭彤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个国家与两个彼此敌对的国家同时结盟，是国际关系中多少有些反常的现象。通过对两面结盟历史案例的具体分析，发现两面结盟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依然存在，在安全压力严重的情况下，不少弱国具有两面结盟的动机。两面结盟真正的难点在于，大国能够容忍弱国在与本国结盟的同时，还与自己的敌手结盟。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