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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卢国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RCEP的诞生,不仅为推动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了新的动力,也是区域内各国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举措。RCEP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必然产物,它代表着时代的发展方向。RCEP的签署不仅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奠定基础,也必将对全球范围内的区域一体化模式、经济合作理念以及世界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刘庭芳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教授,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

随着医改由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制度的设计,而逐步进入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推进阶段, 公立医院需要创新管理理念,由粗放式发展转为精细化、精准化管理,注意平衡公益性与发展积极性的问题,需要更加注重患者导向、更加注重不同部门的协作与整合, 要通过不同部门的合作、医生与患者的沟通、患者的体验,共同推动和实现创新,促进医院发展,循序渐进地最终实现公立医院内部管理的全面现代化转型。

唐建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陈卫东

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

黄剑辉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主持人:范思立

新冠疫苗是重启全球经济的关键,研发环节已进入快车道。一旦疫苗普及,全球疫情将出现拐点,经济基本面随之进入快速恢复期。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向好回暖,全年增速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其中,消费先行回温,工业生产随着复工推进不断提升,贸易开放逐渐回到正轨。在疫情中受到剧烈冲击的交通、零售、建筑、汽车、旅游等行业反弹明显,拉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率提高。

蒋芳菲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印度对 RCEP政策立场的阶段性变化本质上反映了印度决策者的复杂心理认知变化过程。这一过程既受印度历史传统和莫迪本人价值观念的深远影响,也受印度国内、地区以及国际环境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印度对自我身份定位、主要外部威胁以及成员之间潜藏利益和互动结果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共同塑造了印度对 RCEP 的政策行为,并从一开始便预示了印度退出 RCEP的可能性。

王雍君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

为把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理想与决心转换为可信可靠的行动,创设旨在系统改善官员行为预期的预算过程至关紧要,涵盖两个关键方面:(1)有效的激励机制,用以促成对努力-绩效间关系的积极信心;(2)预见性的制度环境,用以促进资源预期、政策预期和规则预期。此项改革议程宜与预算能力建设一并推进,作为“让结果链(投入-产出-成果)服务人民”的最优保障。

林闽钢

南京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王锴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养老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对政府转变职能、创新监管提出了挑战。本文基于养老服务业开展“放管服”改革这一背景,从社会性规制的过程和内容两个维度,探讨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养老服务业政府规制的发展转变,聚焦建立新型政府规制这一核心问题,围绕养老服务业新型政府规制的两个面向及其形成的四个突破进行分析,并从养老服务质量的“结果”规制、负面清单式管理方式和“规制沙盒”提出养老服务业政府规制的三个发展方向。

韩嘉玲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讲座教授

余家庆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研究助理

无论是既往“钟摆式”的乡城流动现象,还是当前出现的城市间流动新现象,都是流动人口家庭面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断调整、衍变的政策而进行的适应性结果。城市人口政策的调整,背后牵涉到资源短缺、观念转型、政策限制等原因,而作为“大国大城”的城市空间应实现人口要素的充分集聚,而不是选择性疏解,也在近年开始成为热门话题与基本共识。推进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虽很难一蹴而就,但势在必行,这是真正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内在需求。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陈胤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在强化产业链核心位置的过程中,我们应注重发挥两个“雁阵模式”优势:一是国内的“雁阵模式”,即以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为雁头,以中三角与西三角为第二梯队,以国内其他区域为第三梯队的次序发展模式;二是以中日韩为雁头,以东盟与“一带一路”沿线相对发达国家为第二梯队,以“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国家为第三梯队的次序发展模式。RCEP的签署为“双雁阵模式”的实现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契机。“双雁阵模式”的构建既有助于强化中国在亚洲地区三链(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的核心地位,也有助于提升亚洲产业链的完善程度与自生能力。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从三个维度理解:第一个维度是物质的现代化;第二个维度是治理的现代化,也可以说是制度的现代化;第三个维度是人的现代化,即更大程度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其中,人的现代化是物质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意味着不能再单纯依靠自然资源、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来实现发展,而是要更多地依靠创新。

夏斌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

“双循环”绝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要实现“双循环”,必须以问题为导向,依靠制度改革,解决好关键的“梗阻”问题。只有创新制度供给,才能确保实现良性的大循环。此外,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各方就我国对外经贸关系发展的方向性、原则性等相关意见已较为统一,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博弈策略上的差异。因此,应团结一切愿与中国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经贸投资关系,以经贸为重、投资为重、经济为重,尽力维系发展好与对方的关系。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中日相隔不到一年先后举办奥运会,如果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人员往来,无论对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还是对促进经济复苏和增进两国国民感情来说,都会产生极大推动作用。中日相互支持办好奥运会,从地区层面上说也有“良性外溢”作用,可为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提供新的动力。中日在管控好疫情的同时办好各自的奥运会,还能为全世界抗击疫情、恢复经济、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发挥共同领导力的作用。

钟粤俊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奚锡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近年来,我国的结构性调整所面临的问题均与服务业受到抑制相关,进而带来消费需求不足、人民福利受损等问题,这不利于我们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而阻碍国内大循环的发展。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减少用行政干预手段将人口引导到低人口密度地区的做法,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同时,中央和地方要协力适当减缓城市建设用地总量供应,尤其是在低人口密度的中小城市和人口流出地,在人口负增长地区甚至应该减少城市建设用地。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时近年底,全年经济和“十三五”发展接近收官;国际国内局势变幻,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环境复杂、压力空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重点内容,既是对明年经济工作的基本判断和重点安排,也是在为全国向“十四五”过渡给出了基本方向。明年将是一个“明松实紧”的年份——技术性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会成问题,但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则十分严峻。稳定经济,防范风险,平衡发展,将是明年中国经济工作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也是明年的发展原则。

刘劲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

陈宏亚

长江商学院研究员

纵观历史,偿还国家债务无外乎有三种方式,一是通过增加税收直接偿付;二是通过相对高的通胀水平进行隐形毁约;三是直接毁约。这三种方式,没有一种不会带来痛苦。所以,比较下来,我们可以大概率预期世界主要经济国家在不久的将来都会滋生越来越强的反对绝对自由经济的思潮,在行动上会增加税收,增加转移支付,小心提高通胀率,用以解决40年来缓慢积累下的经济极端不平衡。如果这些缓和的方式不能实施,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更猛烈的社会动荡甚至全球冲突,就像二战前的零利率状态。

魏尚进

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

李实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甘犁

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终身讲席教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当前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例如居民劳动收入份额偏低,城乡二元体系难以一体化、部分垄断行业的“畸形”高收入持续存在。推进乡村振兴、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收入流动性和代际流动性的降低、新技术带来的就业极化、利益集团的形成等因素则可能阻碍这一进程。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全社会对于收入分配问题形成共识的基础之上,如果能及时出台更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那么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指日可待。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同样是互联网时代的科技公司,中美巨头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可以说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除了极少数的科技型公司(如华为)具有国际层面的创新能力,中国大部分科技巨头都缺乏基础的创新能力,它们的崛起主要是因为赶上了好时代——资本和市场促成了它们在应用领域的商业成功。随着这个好时代渐渐过去,再加上美国推动对中国的科技脱钩和封锁,中国的科技巨头在下一步如何发展?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因此,中国的国家政策和科技从业公司,都需要有更高的目标、更远大的理想,真正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而不只是满足于靠做电商平台、放小额贷款来获得财务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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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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