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明国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
国际社会需要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坚持公共卫生多边主义，警惕美国另起炉灶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冲击。同时，世卫组织发挥协同治理功能的制度化需求迫在眉睫。此外，新型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制度是推动多元制度协同治理的重要力量，将发挥愈加凸显的关键作用。作为国际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的负责任国际承诺为国际公共卫生制度重叠提供了重要的协调路径，中国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贸组织、金砖国家集团等多边制度框架内的协调配合和相互支撑，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鞠建东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夏广涛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跨境数字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全球创新时代的秩序，应该是“三足鼎立，多元竞争，竞争共存”的，一个霸权国家主导世界的历史已经结束。所以，美国的“思想界、外交精英”要从过时的“霸权、单极、一元”的思维方式里走出来。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要能够找到共识，而这个共识一定不是一个霸权国家。各方如果能够达成一致，实现多元共存、多元竞争，在三足鼎立格局下可以推动全球秩序更好地运转。从这个角度来看，RCEP作为亚洲秩序的一部分尤其重要。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刘薇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决策，也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当前，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如何更为畅通地实现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其着力点在于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更深层次制度创新，充分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潜力空间，推动构建更为完整的经济内外循环体系。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国需要在结构改革政策、需求管理政策、对外经济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结构改革政策的要义在于补上重要的短板，应该把近3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作为接下来结构改革政策的头号目标。需求管理政策方面，应该是降低利率，把利率政策工具用足；如果还不足以扭转局面，则可以扩大预算内财政支出。对外经济政策方面，一要积极参与CPTPP等国际经贸协定，与国际社会协力抵制垄断行为；二要把科研和高科技领域的对外开放之门开得更大，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充分调动市场自发的力量打破垄断；三要在基础科研领域引入更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基础科研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颜嘉楠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依靠体制改革释放的经济活力，区域性开发扶贫项目创造的机会与能力提升，以及十八大以来的精准扶贫歼灭战，实现了人类史上伟大的减贫奇迹。但是，致贫的原因非常复杂和多元，减贫也必然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摘帽”后的贫困表现为贫者持续增收的难度加大；农户能力贫困引致返贫的风险；农民工权利缺失与城市相对贫困的关联；乡村老人的生存与发展困境。建议将持续减贫纳入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战略，以乡村产业革命增加乡村贫者发展机会；通过城乡相互开放提升乡村价值；全面实现和保障农民权利；重塑乡村老人的生存发展境遇。
徐高
中银国际证券总助、首席经济学家
新冠疫情是人类社会进入纸币体系后经历的第一场全球性大疫情。纸币体系下政府所拥有的无限货币创造能力，与中国庞大过剩产能的结合，让经济社会有了快速从疫情冲击中复苏的能力——这是新冠疫情与之前全球大疫情最大的不同。因此，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全球大循环被重建了起来。中国产品向美国的输出会换回美钞，从而推升人民币汇率。在新冠疫情走向终场的过程中，重估中国将是全球资产市场的一大趋势。
屠新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刘斌
清华大学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既暴露了我国产业链的短板，也凸显了我国产业链的长板。为了应对疫情冲击、中美贸易不确定性以及全球生产分工的放缓，我们既要致力于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补短板”，同时更要注重“锻长板”，以“锻长板”助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目前，我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庞大的国内市场、完善的产业链配套设施以及强大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未来我国须进一步强化自身的传统比较优势，通过“锻长板”提高我国产业链的竞争力和稳定性。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对蚂蚁集团的整改可以看作是中国对互联网巨头整顿的开端。我们相信，国内对互联网产业的监管将比过去更加严厉，约束作用将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监管与发展、合规与效率是否能够平衡？这取决于政府及监管部门的认识和监管水平。监管部门需要在地缘政治背景下，从发展的角度来监管政策影响。对互联网产业的监管，可以以流量经济为核心，将监管重点放在对具有公共属性的数据平台的适度控制和干预上。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长江学者
刘冰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崛起是改变世界权力结构的大事。中国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已经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央，对国际事务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世界权力中心正在从西方转向东方，从以西方为主导转向东西方平衡。国际秩序也正在经历新旧交替的历史转型期，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转型同步，并逐渐成为促进国际秩序转型和新秩序建设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国际秩序转型也为中国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中国崛起提供了战略机遇，中国将在构建国际新秩序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且积极的作用。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研究》课题组
经过持续努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面临新的要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又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在对过去建设推进过程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以建设全球一流国际金融中心为目标，通过系统分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新发展格局中面临的新任务，本报告提出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长远目标、支撑体系和十四五期间发展重点的相关建议。
张明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
2020年3月，美国股市在连续8个交易日内四次熔断，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形。美股连续熔断发生在美股迭创历史新高之际，其触发原因是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快速蔓延以及全球原油价格暴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包括美国股市在过去10余年内形成的一系列结构性特征，包括上市公司持续大规模回购股票、以ETF为代表的被动投资异军突起、对冲基金使用了一系列基于波动率的新策略等。考虑到经济基本面依然疲弱、股市估值高企、流动性危机结束以及宏观经济指标反弹可能导致美联储货币政策边际收紧、未来美国经济与政治不确定性等原因，未来美国股市波动性将处于高位，不排除美股再度熔断的可能性。
杨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2020年全球政治与安全形势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催化下呈现更多的冲突性和竞争性。传统安全风险和非传统安全风险同时加剧，相互传导。传统安全风险在印太地区尤为突出，台海、南海和南亚地区军事冲突风险上升。突发的全球性疫情使得公共卫生安全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同时使气候、能源、粮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复杂化。2020年的中美战略竞争在疫情和美国大选等因素的催化下不断加剧，导致中美关系发生这种深刻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崛起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格局的变化。
社科院世经政所 全球战略智库
预计2021年世界经济按PPP计算的增长率约为5.5%。2021年亚太经济将持续调整复苏态势， 预计2021年亚太经济体加权增速6.4%。中国工业活动表现相对强劲，后疫情时期中国工业迎来“小时代”。疫情后的一段时间，在消费者没有完全摆脱疫情等不确定性冲击带来的心理阴影的时候，宏观调控的重点仍然应该放在投资领域，以及将企业作为重点。而从目前的结果来看，我们的宏观政策框架也是顺势而为，遵循了这一方向。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一个依靠流量的互联网世界中，流量产业一定会出现垄断。从互联网商业来看，由于消费者可以在互联网上任意选择，流量必然向具有吸引力的平台集中。网络企业都靠吃流量发展，成功的平台企业能够吸引并聚集大量的流量，有效地维持与控制流量入口，并对流量进行有效的商业转化。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得网络流量能够自由选择去处，能够吸引流量的企业发展起来后，一定会走向垄断。在这种模式下，如果仅仅依靠“事后”的反垄断，在网络经济中根本“反”不过来，而且反垄断的成本将会非常之高。要指出的是，如果总是“事后”反垄断，企业和投资者对于是否触发垄断心中无数，很可能吓退投资者。
冯俏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教授
我国经济还没有完全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恢复过来，经济恢复的基础并不牢靠，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或有反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在展望2021年前景时，仍然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做好自己的事、稳住我国经济自身的基本盘、保持稳定且可持续的增长态势，既是我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也是保护好自己的唯一之道。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将为我国重新回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制约因素创造有利条件。
亚历山大·加布耶夫
俄罗斯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在瓦尔代俱乐部的年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有个颇有意味的表态——当与会者问及俄中能否军事结盟时，普京回答说：“我们并没有打算这么做，但在理论上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如何理解普京在瓦尔代的表态呢？答案恐怕不在于俄罗斯与中国关系的变化，而在于它与西方关系的恶化。对西方制裁下的俄罗斯来说，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无法替代的。反过来，对中国来说，俄罗斯则没有那么重要。当然，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也还没到非要结盟的程度。莫斯科抛出“俄中同盟”的可能性，更多地是为了向西方施压，迫使后者软化对俄政策。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