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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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锋
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
“印太”首先是一种地理的想象，其次是一种地缘的战略，最后也是一种秩序的愿景。想象的空间可以无限延伸，战略的空间受到现实的限制，秩序的形成则取决于战略的互动。接受了“印太”概念的国家，它们各自的“印太”战略也不尽相同。美澳日的“印太”观趋同，但战略因为受到实力和外交现实的制约而有异。印度的“印太”观与美澳日不尽相同，也不能说有了一个“印太”战略。法国和英国的“印太”观在规范层面与美澳日趋同，但政策还处在宣示层面。东盟对“印太”的概念或战略还存有疑虑，没有自己的“印太”观，更遑论政策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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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今年1-5月，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达到创纪录的22251亿元，同比涨幅达45.9%，无论是金额还是增速都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中央用心良苦、千方百计的去库存政策，可能在未来两年又将面临新一轮的住房库存上升期，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对于房地产的偏爱成就了土地财政的“尾大不掉”。这种时代背景下，加上深圳“二次房改”、不动产登记平台全国联网等迹象，或许意味着房地产市场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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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诗鸿
日本阪南大学经济学教授
美日贸易摩擦早在1960年代就已经发生，并持续延宕至1980年代。在对待贸易摩擦问题上，日本的主流舆论、学界和产业界一直对美国持批判态度，但在多番抵抗之后，最终仍不得不对美国的要求基本照单全收。日本对美国的让步，对自身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也促进了日本的对外投资，加快了日本的产业转型。回顾日本的历史经验，或许我们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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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怡然
温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通过研究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均衡政策（即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的长期效果，发现行政主导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在当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对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在逐渐弱化。改革开放之后，在人力资本存量、地理区位和经济开放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依然回归到历史的起点。历史经验说明，背离经济规律的行政性人力资本均衡政策难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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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子英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我们经常在很多新闻报道上，看到为数众多的企业高管的收入非常低，更有一些表现特别突出的高管，称自己每个月只拿1元月薪，甚至是0年薪。高管如果按照正常水平领取工资，正常情况下将面临45%的边际税率，按照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税前可抵扣的费用非常少，这意味着税后收入将极大地减少。反之，如果把工资报酬留在企业中，再将自己的日常开支等纳入企业的财务支出，从税收的角度来说，就是支出费用化了，自然也就没有纳税一说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穿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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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华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对公安体制改革应当重新加以全盘考虑。应当将公安机关的去地方化、去行政化、权力合理配置、特殊行政处罚权的存废等问题，视为公安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唯有在公安体制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行才能取得实效，那些制约我国司法体制的深层问题也才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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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洪
北京农研中心研究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传统的村庄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和超大型城市，经过长期的市场化改革、城镇化发展，村庄分化已经非常明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当根据各村庄分化的实际与特点，更有针对性地制定乡村振兴规划和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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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关系的未来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是两国在全球治理框架下加强合作。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框架上可以达成很多共识，共同提供能够符合共同利益的国际公共产品。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对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维护全球开放的贸易体系和稳定国际金融体系负有特殊的责任。另一种选择是所谓的“中美经济脱钩”，即双方各自建立自己的体系并最终相互冲突。这样做的代价很大，对双方都不是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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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要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一是真心实意的改革，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是这样的做法，可能在短期里做不到。二是短期饮鸩止渴的做法，就是通货膨胀了。如果通货膨胀预期形成了，而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没有快起来，那么，就形成了中国式的“滞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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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国宪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中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张蕊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推动政府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蕴含整体政府思想的嘉兴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纵深推进提供了一个全新观察视角。本文从价值机制调整和全方位政府整合等角度深入剖析了嘉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践蕴含的整体政府思想，结合中国情境，分别从价值层面、制度层面、操作层面和技术层面提出基于整体政府的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具体路径，包括重塑价值机制、精简与整合政府层级、进行跨部门协同以及信息共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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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马格努斯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著有《Red Flags: why Xi
特朗普至少在这方面是正确的：在科技上的领导地位对国防、工业实力和商业有重大影响。他的目标是惩罚中国不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行为，并要求中国政府改变其行为。然而，关税并不是一件锋利的工具。它们存在争议，并在很多方面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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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月晓
上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高级经济师
股市有谚：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不过这个谚语在中国已经很久没得到验证了。自最近高点（2018年1月29日上证综指3587点）回落以来，中国股市和经济间的背离走势就一直持续，且呈扩大趋势：经济走稳向好态势日益明了，股市梯阶下行跌跌不休。对于中国股市的疲弱表现，市场有诸多解释，贸易战、去杠杆、海外货币退出，是三种最流行的基本解释（当然还有技术面上的线段分析）。这些流行解释，其实都经不起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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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客座教授
特朗普的不可测性让善于理性分析的经济学者们屡屡感到沮丧，让奉行多边主义的各国首脑、国际组织领袖倍感头疼，甚至连特朗普同僚也往往因其出其不意而经常深感不安。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一系列不按常理出牌搅乱了全球市场秩序，重塑了区域关系，如发动一场全球范围内声势浩大的贸易战，与传统盟友关系降至冰点的同时，又与朝鲜谈判取得重大进展，这些重大变化在一年前是难以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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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上海市政治学会理事
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权力竞争是推动世界重大技术变迁的重要动力。具体而论，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会影响大国竞争，而在权力转移时期，领导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尤其显著，因此，技术进步也会更密集地出现。国际权力变迁的这一视角不仅可以解释重大技术变迁出现的地点，即往往出现在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和挑战国；还可以更好地解释重大技术变迁出现的时期，即在世界政治的权力转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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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贤楚
湖北民族学院教授
胡容
湖北民族学院研究人员
《十三五规划》的出台，将“易地扶贫搬迁”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它不仅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举措，还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具体实践，虽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受到了来自“政府方面、搬迁户、环境变化”等各个方面的制约，但仍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对民族山区乡村的贫困户摆脱贫困、贫困村消除“贫困村称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是目前实施“精准扶贫”的一种重要的有效手段，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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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兴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干部
机关事务管理工作是政府工作保障机制的重要内容，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赋予机关事务部门的职责任务和要求来看，机关事务部门既要有效保障各级党政机关正常运转，又要管控约束各级党政机关非理性的行为活动，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得到有效的组织配置，真正“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机关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改革创新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重点是要协调处理好大与小、单与多、统与分、权与法、稳与进五大关系。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