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黄奇帆
原重庆市市长、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只要按照中央要求，切实把握好金融去杠杆的政策节奏和力度，分类施策，根据不同领域、不同市场金融风险情况，采取差异化、有针对性的办法，就一定能够打赢金融去杠杆的攻坚战。
陈建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经济室副主任、教授
有评论认为，本次降准的增量资金属于“带帽”资金，不大可能进入房地产。这在理论上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视了资金的挤出效应，即“带帽”资金可能将原来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和债转股的资金挤出，使得这些资金通过市场被挤出之后，可能进入房地产等回报较高的行业。从这个角度看，要真正实现降准的效果，还有赖于金融制度的完善以及相关行业回报率的提高。
傅荣校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主任、电子政务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政府网络透明度指数”主研与发布人
上级“甩锅”基层现象本质上是基层治理中“上下”级风险规避博弈下的权责失衡。治理“甩锅”现象需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做好“甩锅”现象的专项治理；二是加强资源向下配置、完善考核指标、利用信息化平台；三是综合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建设。
吴业苗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国家治理与政府创新研究中心教授
切实维护农民权益，促进城镇化协调发展，都需要诉求于“人的城镇化”发展。然而，在中国城镇化发展中“人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也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症结。在中国“人的城镇化”发展情境比较特殊，不能采用强制方式驱使农民进城，也不能采取“弱农村”策略限制农民向市民转身，只能在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发展基础上有序推进。
张立伟
资深财经媒体人
回顾历史会发现，现在的局势与19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时高度相像。特朗普在1980年代针对美日贸易摩擦发表的观点，在他当选美国总统后依然不断重复。他所倚重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曾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美国副贸易代表，因和日本的贸易战而成名，迫使日本全面妥协。中国与1980年代的日本有根本性不同，但日本在应对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中出现了三个失误，中国应该引以为鉴。
曹英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教授、公安党建研究所研究员
城乡融合、城乡协调发展、减少直至消灭城乡差别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完成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命题。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厘清新时代城乡融合的主要标准、实践前提、当务之急和决定性因素。为此，本文围绕“回乡市民”的自愿程度是判断城乡融合度的主要标尺，城乡权益均等化是城乡融合的基础性前提，坚持绿色生态建设的发展导向，加强乡土文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林宏宇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亚太智库研究员,专长于美国内政与外交问题研究
不能按照传统的美国总统标准来看特朗普，他是现代美国总统选举史上一位非常特别的总统。“3无4反”是特朗普的主要特点：“3无”是指无公职经历、无执政经验、无外交经历，“4反”是指“反智”（反对精英政治）、“反自”（反对自由贸易）、“反制”（反对传统建制派）、“反正”（反对政治正确性）。此外，特朗普的商人背景与张扬个性，也给特朗普的外交决策带来很特殊的影响
孙鲁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
当前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形势有挑战，也有机遇。在新的形势下，构建起一个良好的对外直接投资生态环境尤为重要，这就需要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投资主体，以及中介机构等共同努力，促使对外直接投资在回归理性的同时，行稳致远。
任剑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长期的主导观点是，西方是现代原生地和理论原创者。但晚近阶段，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学者有志重新理解现代，强调现代并不由西方专美。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对现代的肇始与兴盛，发挥了巨大的原创效用，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的作用。这是仍然在演进中的多元现代观。多元现代是一种旨在取代单一现代的理念。但两者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单一现代重在强调现代方案第一次系统呈现的西方样式，多元现代重视的则是现代起源上的东西方国家平分秋色。
边燕杰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
芦强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
跨阶层代际流动是社会结构开放性的重要标志，而社会资本是测量流动群体和个人融入新阶层的指示器。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显示，进入本世纪以来，实现了跨阶层代际流动的群体增加了人际网络规模，其效果对于中下阶层尤为明显。与此同时，向下流动群体保持其出身阶层的优势，其网络资源含量显著高于未流动群体；向上流动群体，虽然出身于较低阶层，其网络资源达到流入阶层的平均水平。
邓万春
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从当前乡村振兴的现实来看，内生动力激发力量有两个倾向：政府部门在主导乡村建设时偏重于外部激发，在激发内容上以政策、人员、技术和资金的扶持为主，在激发机制上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为主；社会组织在介入乡村建设时侧重于内在激发，在激发内容上以主体塑造、发掘内在价值和提升能力等为主，在激发机制上以自下而上的志愿方式为主。但是，目前二者的有机结合尚显不够。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驻站研究员
协商民主在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光谱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是对作为政体形式的人大民主的有效补充、丰富与发展。协商民主与人大民主共同构成中国式人民民主的规范体系。与有着明确宪法与法律地位的人大民主相比，协商民主如何获得自身确定性的制度依托与实践性的比较优势，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不能聚焦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并使之有机嵌入国家治理体系，这样一种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有可能长期处于功能压抑及制度碎片化的状态。
陈乐一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要实现美好生活，从经济发展来看，一要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二要保持经济平稳持续增长；三要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四要保持物价稳定；五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六要更好解决群众住房问题。
彭文生
CF40成员,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金融周期的调整已经开始，我们观察到Ｍ2和社融增速显著放缓，债务违约增加、信用利差扩大，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市场关注未来宏观政策会不会因而出现大幅调整。随着去杠杆的推进，下一步要关注财政政策，在“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的政策组合中，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者说服务宏观经济平衡目标的功能财政应该发挥关键作用，松货币主要是支持宽财政。
梁红
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此次降准大体符合市场和我们的预期。往前看，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存在进一步宽松的空间。虽然此次降准幅度低于上次（此次为50个基点，而上次为100个基点），但两次降准的结构有所不同，因为上次“定向”降准100个基点所释放的部分流动性（即1.3万亿元中的9000亿元）理论上用来置换未到期的MLF存量。值得注意的是，央行过去两周净投放6800亿元，而去年同期仅为830亿元。我们认为，目前非常有必要进行政策调整，以对冲去年11月以来多项“去杠杆”政策叠加带来的明显紧缩效应。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对美欧日金融周期的测度表明金融周期顶峰往往对应着重大风险或金融危机的到来。美国在过去40年经历了两轮金融周期，波峰的时间分别对应着储贷危机和次贷危机；欧洲金融周期达到顶峰的时间为2008年4季度，略晚于2007年欧洲银行业危机，但早于2010年主权债务危机。我们对中国金融周期的基本判断是：我们正站在2009年以来的中国第一个金融周期的顶部，应高度重视防化风险和稳杠杆。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