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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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心
如果应对得当，中美经贸摩擦将会“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这个中美合作的新格局有三个重要标志，即，美方的“三个接受”。第一，必须接受中国与美国发展道路不同、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事实，中美双方“和而不同”；第二，必须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国和即将成为的经济第一大国在周边事务所拥有的主导力；第三，必须接受中国在改善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与美国及西方“和而不同”、积极有为的、共利多赢的新型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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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鼎
新泽西拉玛珀学院副教授
无论2018年的中期选举结果如何，特朗普政府都会继续采取对抗方式，在安全、经济和技术领域对中国发起挑战。就选举短期前景来说，特朗普和共和党竞选人有可能炫耀他们的反华标签，以吸引民族主义选票，而民主党人则可能寻找一切机会盯着政府，看它是否放松了对北京的压力。从长远看，由于中美对抗可能持续升级，美国政治或选举格局的任何变化都不会明显改变美国当前的对抗性对华政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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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恒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在最近大热的《我不是药神》的片尾，伴随一句“没人再会用那印度药了，格列宁进医保了”，医保似乎成了新一代“药神”。从评论来看，很多观众也是这个看法，认为把高价药纳入社会医疗保险，是解决“买不起救命药”这种悲剧的根本办法。那么，医保能不能真的成为这样的药神？答案基本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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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瀚
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截至2017年末，辽宁省户籍总人口为4232.57万人，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958.74万人，占总人口的22.65%，根据国际标准，此项占比超过10%既为老龄化社会。而辽宁，已步入深度老龄化。 但是，面临着老龄化问题魔咒的地方真的只有辽宁吗？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上海、江苏、四川都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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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磊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虽然面临金融科技压力，但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是必然趋势，任何人都无法以自己的主观意愿改变金融科技发展趋势，所以我们只能接受。金融科技的出现，不仅仅改变金融体系，可能还对我们往往视为“圣经”的经济游戏规则构成了挑战。在这样的趋势下，我们应该把困难想得更充分、改革更到位，从而使得我们的金融科技运行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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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薄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办公室副主任
市场化债转股是多措并举降低企业杠杆率的重要抓手。近期，一方面应尽快建立以市场公允交易价格为基础的低效资产减值评估确认机制。另一方面应建立和完善必要的政策性补偿机制。从长远看，要建立健全包括资本金动态补充机制在内的国有企业降杠杆长效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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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立鑫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公共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代表作品有《经济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评价我国的国有经济制度安排，必须超越这一新古典经济学的狭隘视野，基于更为宽广深邃的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从国家宏观整体利益出发来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基本制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国家经济竞争力提升三个维度，形成一个有说服力的国有经济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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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军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方建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精准扶贫不仅是国家特定政策的执行过程，也是国家通过扶贫资源再分配有效地融入基层社会，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的过程。嵌入性机制设计是提升国家自主性和防止扶贫政策瞄准性偏离的必要手段。我国在精准扶贫中推出了3种嵌入机制：组织动员、干部驻村和项目下乡。嵌入性机制与乡村社会运行机制之间的冲突、嵌入性机制之间关系失调是扶贫资源分配中国家自主性流失的主要原因。国家嵌入式自主视域下的农村社会公共性建构和嵌入机制间协同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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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世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寇蔻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
一段时间以来，在决定未来竞争力的新兴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方面，德国的创新力度出现了不足，企业推出的需求导向产品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活动存在脱节现象，在传统的优势产业愈发壮大的同时，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等前沿科技领域与世界顶尖国家的差距有所加大，存在“能力陷阱”问题。以“工业4.0”为代表的高科技战略正是德国希望革新产业结构，促进新兴和尖端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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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当代俄罗斯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不仅成为国际政治运动场权力博弈的重要目标，也事关俄罗斯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具体议程安排。对于莫斯科而言，世界杯远远不止是一项大型体育盛会，而是一种具有多重作用的政治-经济-社会系统工程。即便外界对此次世界杯的成本-收益比多有质疑，但至少克里姆林宫更在乎的是其作为普京长期执政的正当性提供者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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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
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
迄今为止，网络武器似乎更利于发出信号或散播混乱，而不是物理破坏。它更多是一种辅助武器，而不是致胜的手段。每年都有数百万起针对其他国家网络的入侵事件，但只有大约六起造成了严重的物理（而不是经济和政治）破坏。正如罗伯特·施密德、迈克尔·萨梅耶和本·布坎南所说：“从没有人被网络能力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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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约70%，对应城镇人口为10.2亿。19大城市群以1/4土地集聚74%人口，创造90%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7%。到2030年2亿新增城镇人口的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中国未来有望形成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山东半岛、成渝等5个人口亿级城市群，10个以上1000万级城市，20个左右2000万级大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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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戈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成员、CF40·青年论坛召集人、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尽管紧货币大概率有利于去杠杆，但从历史来看，持续紧货币在现实中并不具有可行性，其原因在于：一是持续紧货币会对GDP产生滞后的负向冲击，经济增长底线可能受到挑战；二是持续紧货币容易加速债务违约风险的暴露，对金融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去杠杆的初衷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以实现经济平稳增长，若持续地过度收紧货币或将违背该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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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峰
博士,高级工程师,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互联网研究所副所长
2018年5月30日，有着“互联网女皇”之称的玛丽·米克尔发布了《2018年互联网趋势报告》，从12个方面对全球互联网趋势作出判断，特别是在互联网普及应用、大数据应用和监管、技术创新和就业、个人数据开发利用和隐私保护、全球互联网领导力、互联网领域研发和资本支出等方面，见解独到。深入分析该《报告》对的启示，大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对我国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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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陈志武
香港大学亚洲经济研究所所长、冯氏讲席教授
采访人:赵灵敏
当下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与过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生的事情非常相似。1929年10月美国的股灾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催化了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抬头，再上升为193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接着演变成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最后升级为军事危机，也就是二战。希望这一次不会重复那次血腥冲突的结局，不过如果各个国家的决策层不注意的话，重复上次全周期的概率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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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河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曾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改革——特别是农业农村改革的推动者之一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所起作用是不同的。质量变革反映的经济体能通过动力结构使产出的产品和服务的优质化程度，能满足新时代城乡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效率变革反映的是资源要素能通过创新实现集约节约化配置，以提高产出效益；动力变革反映的是经济发展的动能机制转换，可以支撑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由此可见，动力变革在三大变革中起着核心和基础作用。因此，当前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要尽快培育形成新动能。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