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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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炳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下半年的财政政策应该扩内需、调结构、促实体，眼睛向内的同时，关注重大风险，积极对冲不确定性。财政政策应该关注外部风险，贸易风险首当其冲。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发挥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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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超
许昌学院中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博士
中国村务监督组织整体上已覆盖全国农村,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化,村务公开制度基本确立,但监督效果不够理想,监督力量有待整合,违规现象广泛存在,不同类型村庄的村务监督效果大相径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村务监督组织外生于村庄社会和经济发展体系,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政策建构导致适应性问题;监督主体参与能力受限,监督意识不强;信息不对称,村干部强势主导村务监督体系;制度滞后,依法治村难度大;治理失序,基层政府不能有效应对村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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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宁桦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朱亚群
湘潭大学商学院硕士生
陈斌开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九十年代中国实施的一系列住房体制改革成功开启了住房的市场化。这些改革利用市场机制将各种资源引导到了住房投资上，由此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人均住房面积狭小、住房质量低下的问题。不过，住房政策的骤变也对中国之后的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1998至2000年福利分房制度的取消，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率快速上升。而且，储蓄率的提高主要是由那些没有获得公房的家庭所导致的。基于上述发现，可以认为，九十年代住房体制改革是造成中国当下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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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乾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一轮行政审批改革的核心点是简政放权和建立权力清单，它涉及了政府职能核心的权力问题。因此，此次行政审批改革不仅仅是政府行使职能方式的转变，它更多涉及了政府职能定位问题。简政放权和建立权力清单的实质是确立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边界，确定政府的权力范围，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政府职能转变中具有实质意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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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刘磊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博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渐趋消解。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乡村社会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乡村治理从传统"礼治"走向"半法治化";乡村生活也从"道德化"走向"功利化"。在微观层面具体地表现为公共空间萎缩、公共交往减少、公共服务缺位、公共规则解体、公共精神凋零。造成乡村社会公共性流变的原因可以看作是国家权力、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市场原则、文化传统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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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彤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中国对外投资呈现出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凸显出合规风险严重，急需下大力气予以整治。但一些问题的源头很多时候不在企业，而在政府监管。因此，关键问题还在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改进和重构，特别是重构政企关系。最关键的是，政府的监管应当紧盯着那些具有重大违法违规的可能和现象的企业和个人，及时吹哨，一方面要避免企业和个人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另一方面要警惕造成“合规的鸟儿没虫吃、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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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成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
最近的问题疫苗事件牵动了大众的神经，甚至引发了全民焦虑。受到问题疫苗波及的，毫无疑问是担心是愤怒；没有受到影响的，也是胆战心惊，诚惶诚恐。疫苗本应守护孩子的健康，为千家万户带来安全保障，谁想到竟然成了家中的安全隐患。面对问题疫苗，追问后如何解决问题，值得监管部门深思。那么在德国，儿童是如何接种疫苗的呢？又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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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书记
金辉
经济参考报记者
降制度性成本的对策建议：加快要素的市场化改革，降低制度成本；加快国企改革，破除僵尸企业导致的资源错配成本；落实科研单位法人自主权，解放人才，推动创新；建立健全政策评估程序，完善政策反馈机制；建立风险缓冲机制，对冲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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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戈
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依然对钢铁和煤炭进行供给侧约束，并且扩大覆盖范围。我们当时预计五年内完成去产能任务，至少是钢铁煤炭是这样。但是从现在的执行效果而言，很可能今年就彻底完成去产能任务。我们以前认为环保限产只是在采暖季的一种约束，现在越来越多，并且有常态化的迹象，只不过在采暖季的时候约束会更强。所以，“三驾马车”反映的总需求固然重要，但是大背景是供给侧改革的情况下，我们也要斟酌供给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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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金铎
应用经济学流动站出站博士后,长城证券固收研究部负责人,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长期来看，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人均GDP不断收敛，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与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之间必定会发展为长期战略性的竞争关系。中国对发达国家实行的战略赶超计划，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在这个赶超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实行与发达国家可比的一套竞争标准和竞赛规则。毫无疑问“市场经济”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不仅是多边贸易体系下发达国家的诉求，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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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诗鸿
日本阪南大学经济学教授
特朗普贸然开打贸易战，一开始应该是基于工业2.0 时代的商人思维，之后，美国贸易委员会的报告表明，这是一场产业制高点之争，无关政治同盟，首压中国同时也不放过同为盟国的徳日欧盟等地区。因此，关税战是形而下，技术产业标准之争才是形而上，现在大部分人的关注点都在关税战，但是中国时要清醒认识到美国的布局，厘清中国应该坚守和妥协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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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福云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教授
张林江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实施宏观调控、制定经济政策、施行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这就要求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此进行政策体系设计、综合统计、政绩考核等，以推动各地政府、政府管理部门将高质量发展理念尽快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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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震远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峡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
中美重大摩擦密集发生，表明冷战后形成的中美竞争-合作关系的竞争内涵大为突出。但中美合作仍然保持，竞争-合作关系基本框架继续存在。中美没有陷入全面对抗的新冷战。特朗普执政期间，在中美摩擦全方位展开的同时，中美经济摩擦将始终是突出的摩擦主题。必将通过对接、协商、谈判，形成相对稳定的中美经济关系，以及整个中美关系。历史将证明，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将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将经历比预想漫长、复杂、曲折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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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清华大学教授
儒家经学（政治学）、哲学与史学的三个路向，彼此不是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兼顾关系。在今天中国努力进入第二个轴心时代之际，以一种分裂型的想法各取一瓢，不足以重建儒学。复兴儒学的三个路向，需要同时着力。这样重建起来的儒学，既可以在儒学的范围内保持其完备性，又能以不同的学术面向，跟其他完备论说保持健康互动，并因此成为促成中国现代局面的理性多元的完备性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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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社会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当前中国反贫困实践中出现了普遍的政策错位，如精准扶贫与农村低保的重叠与错位，也包括与医疗教育政策等方面的重叠和错位，严重影响扶贫目标的最终实现。未来的制度设计一定要清晰认识当前中国反贫困制度的上述错位，应当设计出相互区别、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中国反贫困制度体系，只有这样，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战略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甚至混乱，中国的反贫困事业才会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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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燕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环境与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全球治理等
特朗普执政初期美国气候政策的倒退、尤其是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也为该领域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发展增添了变数。但气候变化仍将是中美欧三方互动的重要问题领域；三方仍会维持多边层次形式上的“三方共处”模式；这种三边关系仍将维持其开放性。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与欧美在清洁能源和碳交易机制方面保持了务实合作。这些都表明了中美欧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三边关系的连续性和延展性。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