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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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磊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
金融体系的现代性主要体现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资源组织、配置能力。对于我国而言，来自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潜能基本得到充分开发，生产要素的增长潜力面临资源、环境、社会约束，已经无法支撑高投入、数量型经济增长，必须转向优化经济结构、加强科技创新的发展之路，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可持续增长。因此，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内涵就是适应结构优化和创新发展要求，发展出有利于创新资本形成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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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以处置存量债务风险为突破口，把化解债务风险工作与中长期机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积极的财政介入快速构建起改革—发展—稳定的良性循环，持续激发改革热情和改革动力，最终建立地方债管理新制度。第一，依托积极的财政介入，稳妥化解政府存量债务风险。第二，抓住时机推进机制建设，保障债务管理新规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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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
金融学博士,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陈达飞
东方证券
大国之兴替，是理解贸易政策选择的永恒逻辑。多边自由贸易，而非歧视性的特惠贸易协议，才是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的正确道路。历史上，发端于贸易保护主义，并升级到军事冲突的案例不胜枚举。所以，实现自由贸易的“特朗普方案”行不通，它会使全球的贸易网络越来越复杂，而且还会增加政治风险。中美双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去讨论“公平”的细节，而是划定一条底线，即不应将贸易领域的纠纷扩大到地缘政治、军事，甚至是意识形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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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源远
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著有《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
尽管发展中的中国不吝地慷慨解囊，以数十亿美元的规模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发放贷款、给予援助、进行投资，中国的发展经验却尚未能影响国际发展的理念范式。相反，在中国以外，许多人认定中国模式代表的是威权，与民主价值观完全对立。这不仅导致中国在国外饱受批评，更严重的是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对峙。这种情形有望扭转吗？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究竟可以带给世界什么启示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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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大国的和平崛起必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基础；应避免与现存的霸权国家和国际体系发生正面对抗和冲突；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与主要邻国形成稳定的互利合作机制，而不是通过组成军事集团建立势力范围和安全地带；需要全面、系统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借鉴他国制度的先进性，防止国内的制度弊端成为国际冲突的根源；需要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尤其应防止崛起过程引发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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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成有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地方立法如何立出管用之法？立出高质量之法？立出良法？是个值得探讨的大问题。今后的发展，不能局限于纯粹的为了立法而立法，而要坚持精细化、专业化、实效化的路径，既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又应当具备区域发展的视野，综合考量各种立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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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斯坦伯克
Difference Group创始人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9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说，他相信虽然美国发动了贸易战，但中国仍然是尊重他的，因为他有“非常、非常大的大脑”。无论是总统的非凡大脑使然，还是更传统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使然，美国的关税战都会让用十年时间才实现的全球经济复苏脱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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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诺尔特
纽约大学客座教授
特朗普的压力在持续升级，让人一眼望不到尽头。这场终结游戏令人费解，因为对于中国究竟应当做些什么来结束这场危机，特朗普的期望既宽泛又含糊。大多数媒体评论人士表示，中国需要结束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好像人人都明白中国应该在哪些贸易“罪行”上收手，但他们又很难找出具体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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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戈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总经理助理
随着全球经济趋缓及贸易战持续发酵，外需放缓压力正在逐步显现。叠加前期信用收缩的影响，宏观政策开始从去杠杆趋向稳杠杆。与此同时，低库存下房地产投资韧性犹存。外需趋弱、内需趋稳，内外经济动能正在切换进程中。供给侧改革似已步入下半场，政策约束边际放松迹象有所显现。国际油价大概率仍将高位震荡，但持续大幅的供给冲击较难出现。物价在个别月份会有所冲高但整体温和，总需求趋缓背景下滞胀风险无需过分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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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
李彤
“主席不能被@”等事件反映出学生对权力无意识的崇拜和对官僚模式的盲目模仿。高年级学生的权力从何而来？学生组织如何演变成了权力泛滥、官本位思想传播的温床？防止权力滥用不应再次成为一项政治任务来落实，而是应该重新反思学生组织的定位角色，既然在现有条件下很难做到引领思潮和权益维护，脚踏实地地做学生服务也是不错的选择，在口号宗旨上突出体现“服务”二字，能够让学生干部自觉摆正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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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8年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二十年前，我在成为50人论坛成员的同时，因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离开了工作十余年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分流到中国银行，从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研究制定者转变为执行者。二十年来，我参与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见证了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中国金融由弱变强，不断深化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并日益走向世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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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除了基建房地产投资这些老抓手之外，中国经济还有没有新的增长动能，起到稳增长的作用？应该说不仅有，而且很大。但如果不打破相关的体制政策屏障，这些动能难以浮出水面。所以，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通过实质性地深化改革开放，为稳增长、促发展提供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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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2016年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2013年获得孙冶芳经济学论文奖
今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50个年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40个年头。这个奖项一直备受国人瞩目，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渴望，一方面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另一方面，自然资源的破坏令我们对自身的生存环境忧心忡忡。今天的中国，比以往更加关心研究与开发，更加注重科学与技术，但试图超出市场或控制市场去推动研究与开发，去左右经济增长，则往往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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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扬
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首席大法官
回首四十年，改革开放在法治建设上的成就，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我们的法治，是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共建、共治、共享。如何完成新时代法治建设任务，还需要我们不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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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兴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真金白银。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必须以改革创新的思路，激活市场、激活要素、激活主体，在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调动农民自身投入积极性的基础上，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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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人才竞争是城市下一轮竞争的核心，那我们就要围绕人才开启新一轮竞争，因为城市之间可以健康地竞争，并且确实可以推动城市的发展、国家的发展，以及有利于城市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要做到这些，必需开启三个重新：第一是重组持续崛起的新引擎，第二是颠倒城市竞争的旧逻辑，第三点是再创造城市发展的新红利。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