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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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资本造就了全球化，也造就了今天的世界。持续数十年的急速全球化，不仅使得今天的国际秩序变得非常脆弱，而且各国内部的政治秩序基础也动摇起来。如果人们无法应付全球化所造成的这些挑战，无法从内部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就没有很好的理由对未来的命运抱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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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
朱鹤
熵一资本全球宏观研究院副院长
2018年中以来，去杠杆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面对新情况，监管部门及时转向，明确指出当前宏观杠杆率已经稳住，防范金融风险初现成效，预示去杠杆政策正式进入政策回调阶段。但政策回调不能替代对政策初衷的反思。这对未来如何理解和延续去杠杆政策至关重要。如果追溯去杠杆的政策根源，不难发现其源于“三大攻坚战”中排在首位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换言之，去杠杆是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具体政策层面的解读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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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展望2019年，考虑到政策落地的时滞，以及前期贸易“抢出口效应”的逐步消退，预计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仍将处于寻底的过程。当然，一旦中美贸易谈判取得积极结果，加上逆周期政策与改革措施的协同发力，下半年中国经济或将有所企稳，预期2019年中国经济有望呈现前低后稳的态势，全年GDP或为6.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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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金融体系的显著特点是“重规模、轻机制”，金融体系规模很大，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如果将中国金融体系做一横向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银行占比非常高；二是中国的金融抑制水平，即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程度，位居全球前列。历经40年金融改革，我国的金融抑制现象依然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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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朗
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郑宇驰
光大证券分析师
结合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从需求端来看，2018-2020年中国基建投资名义增速较合理的区间大约为6-10%。从融资方式来看，鉴于地方隐性债务较高，基建未来对城投的依赖会下降。更多要依赖显性债务，如适度增加财政赤字、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以及发挥PPP的补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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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座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在货币政策方面，要紧紧抓住科学治理体系的建设，提高货币政策的科学性与技术性。2019年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建立现代化、信息化、动态化货币政策模型，做好货币政策的“双支柱”，优化产能、优化库存、优化杠杆，支持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大力支持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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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景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与贾康合作的《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一文获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有《公共经济》、《资金市场》、《财政与发展》、《服务经济学》等
加力提效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加力是指再度提升减税增支强度。提效是指找准政策发力点并管好、用好资金。两者的互补性是化解高强度减税增支带来的财政收支矛盾，体现的是新时代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前提下实施逆经济周期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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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许多研究表明，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尽管已经是中等收入人群，但是他们却不肯承认这一事实，他们的自我评价往往低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的获得感要低于实际所得。如果说扶贫让低收入人群有了获得感，那么提高中等收入人群的获得感，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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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奇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乡里制度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基本制度。王朝国家通过乡里制度，控制、调整乡村民户的土地占有和使用，强化对乡村民户的人身与经济控制，强制性地征发赋役，最大程度地满足王朝国家的各种需要。邻、里、乡构成中国古代乡里控制体系的基本结构。所以，立足于村落，编排户口，征发赋役，乃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乡里制度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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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全
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
在我国，重大疾病呈现“三高一低”的趋势：发病率越来越高；治疗费用越来越高；治愈率越来越高；发病有低龄化趋势。随着全民医保时代的到来，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有所缓解。但是也要看到，一人生病、全家贫困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实现大病医保全覆盖，这对大病患者及其家庭无疑是一大福音。可以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是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扩展和延伸，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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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彩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通过建立PPP项目绩效管理制度框架体系，将有效解决“绩效目标缺失、目标设置不规范、不清晰；PPP项目涉及的部门、单位绩效运行跟踪职责和内容不明确；PPP项目分行业、分领域绩效指标库尚未建立；绩效指标缺乏可比性、部分PPP项目绩效评价流于形式；评价结果没有真正意义与政府支出责任挂钩；PPP项目绩效结果对应的奖惩、问责机制未完全建立”等问题，为加快PPP项目实施进度、确保PPP模式规范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对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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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美国人的自满一直是种危险，但缺乏自信和夸大恐惧同样危险，它会导致反应过度。美国握着一手好牌，而歇斯底里会让美国无法聪明地出牌。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盟友和国际机构这张好牌被放弃了。一些人称赞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说它是迈出遏制中国掠夺性行为的大胆第一步，但他们却没有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盟友也会被加征关税。展望未来40年，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增强，美国的“自由国际秩序”将不得不顺势而变。我们将展开与中国的“合作竞争”，此提法的哪一个方面都不应该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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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卉彤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农村金融改革面临的第一个痛点和难点是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阻碍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发展。农村金融改革面临的其他痛点和难点还包括“三农”信用体系和农村资产市场建设滞后，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的“高风险低收益”；农村金融需求日益多样化与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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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生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的金融周期拐点已经发生，刚开始向下调整，信用紧缩、房地产降温必然给经济增长带来较大的下行压力。现在市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2019年的中国经济是2季度还是3季度见底？一般来讲，金融周期下半场的痛苦调整要持续几年时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会直线下行，这中间有短周期的波动，也就是说，即使在技术上在2019年的某个季度增长触底，然后有所回升，这个回升的幅度可能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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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杰
长江产经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没有任何国家，能在未实现乡村现代化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同样，也没有任何的国家，能在没有农民收入的现代化情况下，能实现全民的财富现代化。中国的任何现代化进程，绕不开乡村的现代化。再进一步推论，人们就更不难发现，如果中国把今后现代化可持续高速发展中心，立足于广袤的中国乡村，中国“再造又一个现代化”、实现现代化两步走的宏伟战略，何愁没有足够宏大的市场空间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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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经济观察报首席经济学家
过往的历史表明，中国只要不出现两种情况，总能渡过短期困难。第一种是强外力的摧毁，强外力的摧毁现在基本上不会有，贸易摩擦再激烈也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第二种是重大的宏观政策失误，类似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出现的政策失误，类似阿根廷在50年代出现的重大方向性失误，类似委内瑞拉在查韦斯当总统时出现的方向性错误。这个时代，需要大家勠力同心，需要有人讲真话，需要平衡好短期和长期，需要对症下药。当然，有时候也需要点儿运气。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