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赵可金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方力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在外交上体现为坚持和平与发展，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在中国与世界关系日益紧密的同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度也日益上升，中国国家安全对外部世界的脆弱性上升，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挑战也日益显现，中国的和平与发展面临大国博弈的结构性压力、错综复杂的国际制度压力和日益高涨的国际舆论压力，这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要因素。国家核心利益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确立与世界互动的底线，不可妥协性决定了其是中国外交的红线。
李重阳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全球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迄今为止，尽管CBDC（央行数字货币）的讨论热闹纷纷，但理论和实践中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最优技术路线选择，各主要经济体的CBDC研发路径仍是不确定的。然而，一些可供选择的技术路线已逐渐浮出水面。基于是否广泛可得，可将CBDC分类为零售CBDC与批发CBDC。零售CBDC面向所有个人和企业发行，可以广泛用于各类交易当中；批发CBDC则主要用于大型银行间支付结算或新型通证化的金融资产交易，类似于目前的准备金账户。目前，全球主要央行对零售CBDC的关注度已经远远超过批发CBDC。
成德宁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卢翊鸥
武汉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人口总抚养比与财政赤字形成显著正相关关系，即人口总抚养比提高会加剧财政赤字，给土地财政可持续带来压力。而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均对财政赤字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意味着，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老龄化进一步加剧，人口抚养比上升，房价会受到抑制，房价受到抑制后，土地财政可持续压力会进一步加大。为此，地方政府要采取措施吸引年轻人口的流入，同时要未雨绸缪，在人口红利还未消失之时，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建立起城市可持续的融资模式。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收入分配只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一部分。要实现橄榄型的分配结构，就需要有更多的人成为中产阶层，而要更多的人成为中产阶层就需要提高教育水平。要想把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的思想贯彻下去，国家应该投入资源，在制度上尽量去实现教育的公平，同时不要去动中产阶层的奶酪。国家应该增加对收入最低的50%家庭的教育资源投入，提高农村地区和城市中较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水平，同时也不要把中产阶层拉下来。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企业与其拿出那么多钱去捐款，还不如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朱宁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虽然在短期这种政府担保确实非常有助于刺激整个社会的投资和整个社会的资金流入经济，但从中长期来讲，它会激发一些投资者看中政府在背后提供的隐性担保，从而进行了大量的可能不够支撑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些投资或者投机活动。这种不负责任的投资和投机导致两个非常直接的严重的后果，一是资产价格高速上涨，甚至出现了资产泡沫；二是伴随着资产价格的高速上涨的，是整个债务水平高速上升。泡沫一旦形成之后，是比较难化解的。
让·梯若尔
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科研所长、图卢兹经济学院院长，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人们对技术革命的态度已经从最初的热情让位于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冲击”。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呼吁“驯服”大型科技平台，将其视为公用事业加以监管，进行拆分，严格反垄断执法，或出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的产业政策。在反垄断的世界里，并非只有非黑即白地禁止垄断行为等结构性方法，非黑即白式的简单做法可能会导致“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风险。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制定新的规则，不能要求太多的监管信息，并使我们能够进行更多有选择性的干预。
朱翠萍
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期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印美在印度洋的防务与战略合作不断深化，联合制衡中国的趋势更加明显。同时，以英法德为主的欧洲大国也相继在印度洋竞争影响力。这不仅引发了印度洋战略环境的新变化，而且大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竞争亦由弱向强呈现进一步加剧态势。中国不是印度洋国家，但却是最接近印度洋的域外大国，主动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印度洋国际环境，符合中国的利益。可以说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经略印度洋。为此，中国需要对经略印度洋作出新的思考，以更好地保障中国在印度洋的经济安全与战略利益。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当前的中国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很多，比如宏观杠杆率上升过快、高风险金融机构增多、企业债务风险加大、政府债务普遍沉重、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问题猖獗等多个方面。在我们看来，金融风险只是一种结果，是更大的经济系统风险的一种表现。因此，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并不是简单地引爆炸弹，而是需要谨慎地、有计划地“精准拆弹”，不能鲁莽行事。未来，应对与化解金融风险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长期问题，也是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将会面临的长期挑战。在此背景下，谨慎地恪守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原则，就变得十分重要。
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截至2020年七普时点，中国大陆地区所有光棍人口合计大数有3500万左右，其中70%是后备光棍大军，只有30%左右，即大约1000万进入了适婚年龄段。光棍人口总量虽大致有3500万左右，但分布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角色和状态。光棍群体从2020年开始拾级而上，每十年增加1000万，越到后面越严重，有一个逐渐积累、增长和显化的过程。当下婚姻挤压的强度还是“毛毛雨”（大龄光棍最多130万），婚姻挤压的烈度将逐年上升，2030年以后，光棍人口将达千万级规模。
石东坡
浙江工业大学文化与法制研究中心教授
张琪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
法治评估、特别是县域法治评估的萌生和发展顺应了法治生成和扎根的时代主轴，但过度量化的趋势使得浅表化、形式化甚至政绩化的隐忧浮现。究其症结在于对法治评估作为知情权、评价权和监督权的权利根据及其反馈、监督、激励等功能定位存在认识盲区，应促使县域法治评估在科学、民主和实质评估的根本基准上以评估指标完善为重心，以调查研究为先导，传导和输入法治方略与民众需求，更为深度地聚焦法治运行及其与社会生活对接兼容中的关键细节和薄弱环节。
夏正林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乡镇法治政府建设路径的法治化对于实现乡镇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任务具有独特的意义。当前，乡镇法治政府建设在实现路径方面，主要存在重政策推进而轻法治规范、组织法的保障与行为法授权不协调、权力清单方式运用不准确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对此，应当重视运用法治方式推进乡镇政府改革；应当运用行为法“一事一授权”功能，实现乡镇权责对应、人财物保障；应当正确运用权力清单，实现乡镇政府职权的公开和透明化。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长期以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是供给侧，是潜在增长能力。但现在，随着中国人口趋近于零增长，需求侧的制约愈发明显。这意味着，我国正面临双重制约。中国需要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这两个阶段和两类手段相结合，在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既要保持必要速度，也要学会运用积累起的财富实现增长。在这个发展阶段，现代化不能回避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建设。如果人均GDP在1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能够从26%提高到36%。那么这10个百分点的提高，就意味着能够基本建成福利国家。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很多人担心，以基建为核心的美国预算扩张，将增加数万亿美元的债务，这将使美国继续债台高筑。不过，安邦智库（ANBOUND）的创始人陈功认为，债务上涨对美国并非紧迫问题，真正有问题的是通胀。现在美国的通胀水平已经较高，美国劳工部8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4%，为2008年以来最大的单月同比升幅。美国1.2万亿美元基建计划加上3.5万亿美元的财政预算计划，如果一旦投入实施，将成为刺激美国经济的一项重大方案，不仅会推动美国经济恢复，而且还会加剧美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
高奇琦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
张鹏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算法民粹与算法民主是数字时代下民主进程的一体两面。当技术使用失衡的时候，就会出现算法民粹事件，而对技术的正确应用则有助于推动算法民主。在数字时代下，我们需要运用技术的手段达到从算法民粹到算法民主的目的。对此，区块链恰好具备这样的潜能。区块链构建的是一种多中心架构的政治形态。区块链技术的相关特性可以使其能够很好地应对算法民粹主义给西方社会带来的新挑战，但作为一种治理技术与治理工具，区块链也不能替代政治本身。因此，我们应该时刻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技术的发展，进而让技术的使用达到“善智”的目的。
赵明昊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当拜登政府不断宣扬“美国回来了”的时候，美国却从阿富汗离开了。回来的是2001年12月被美国军队赶下台的塔利班政权，这一回，他们把美国扶持的政权一并赶出了首都喀布尔。塔利班是谁？塔利班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说是“恩恩怨怨”？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为什么难以打败和消灭塔利班？当阿富汗这个经瓦罕走廊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再次迎来“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治节点，这些问题值得做一些梳理。
卡梅伦·赫本
牛津大学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
尼古拉斯·斯特恩
伦敦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
谢春萍
伦敦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
迪米特里·曾格利斯
剑桥大学班尼特公共政策研究所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中国当下强调新增长模式下的结构性改革，并将重点放在除物质资本以外的各类资本，以及创新和技术发展。因此，未来30~40 年里中国将再次转型，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但转型的维度将不再集中于产出和收入，人民福祉、社会和环境质量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指标将成为焦点。一直以来，中国的关键转型和各项改革措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动，下一阶段的改革措施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而言，都尤为重要。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